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回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深刻總結中國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意義，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指引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確立全面抗戰路線，推動形成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推行游擊戰爭等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旗幟引領——
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其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北大營，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事變爆發第二天和第三天，中共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反應，先后發表宣言，強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即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這比國民政府早了九年多，充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歷史擔當。
1935年，日本制造“華北事變”，妄圖吞并華北五省。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1936年，中國共產黨逐步實現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政策轉變。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推動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實現全民族抗戰創造了條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送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表明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促成全民族抗戰的誠意。國共兩黨進行談判。在平津失陷和淞滬會戰爆發后，蔣介石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兩黨合作。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廣泛團結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局面。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抗戰大局為重，指揮軍隊開赴前線，擔負起抵抗日軍侵略的重任。平型關戰斗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都積極活動，牽制日軍進攻，有力支持了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堅決維護合作抗日的大局。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共產黨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先后打退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和穩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形勢的主動選擇。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擔當精神，積極倡導、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凝聚了全民族的抗日力量。歷史證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抗戰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締造者和堅定維護者，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無私的民族擔當，在抗日戰爭歷史上建立了無可替代的功勛。
戰略指引——
提出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總方針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如何抗戰、怎樣取得抗戰的勝利，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關鍵問題。因此，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和民族內部軟弱渙散。戰略與策略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改造世界、變革實踐、推動歷史發展的有力武器。中國共產黨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及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為抗戰勝利指引了正確方向。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便向全國發表宣言，明確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強調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必須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確定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及實現這一路線的具體綱領、政策和任務。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起草的宣傳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這些文件指明了抗日戰爭的正確方向，對于確保抗戰的最終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戰略指引作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確立了“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總方針。這一綱領的核心，是將抗日戰爭視為全民族的戰爭，強調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
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強調戰爭主體的全民性，與國民黨實行的僅僅依靠政府和軍隊進行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綱領提出“全國人民總動員”，保障人民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之自由，使抗戰成為“千百萬人民參加的戰爭”。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強調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外敵入侵與推進社會進步統一起來，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隨著中日戰爭形勢的演進，飽受戰爭之苦的人民盼望著戰爭的勝利早日到來。中國到底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取得勝利？成為困擾那個時代人們的大問題。毛澤東于1938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發表《論持久戰》長篇演講，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系統闡述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科學預見了戰爭進程，徹底駁斥“亡國論”與“速勝論”，成為指導抗戰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強國弱國的對比，決定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但是，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野蠻的，失道寡助；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正義的，得道多助。日本是小國，人力、軍力、財力、物力不足；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戰爭。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不會滅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經過長期抗戰，最終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論持久戰》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且戰略相持會經歷較長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這部著作使人們對戰爭的進程有了清楚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謝覺哉對《論持久戰》有精辟的總結：“毛主席是不以理論做教條，而以理論作行動的指南——箭；對中國以及日本、國際問題做過深刻的調查研究——靶；此外就是射得很好——策略和辦法，想得周到。三樣本領都到了家。”
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對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他指出，要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必須處理好防御與進攻、持久戰與速決戰、內線和外線的關系，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建立根據地，向運動戰發展等，目標是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造了許多靈活多樣的游擊戰術，如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青紗帳戰、葦塘戰等。這些游擊戰術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積極主動性，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游擊戰爭成為中國軍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戰爭手段和戰爭樣式，游擊隊和游擊戰逐步向正規軍和正規戰發展，最終成為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決定性力量和戰法。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中華兒女同仇敵愾，視死如歸，前仆后繼，共御外敵。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
中堅力量——
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和建立鞏固抗日根據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因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大片領土失陷。中國共產黨把敵后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廣闊的敵后戰場。洛川會議提出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
在中國共產黨強大真理力量和強大人格力量的吸引感召下，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的愛國主義精神，匯聚成洶涌澎湃的抗戰意志，無數中華兒女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斗爭中。隨著抗戰形勢發展，敵后戰場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抗日根據地也成為撒播在敵后廣大地區可以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堅強陣地。中國共產黨作為團結凝聚全民族抗戰力量的杰出組織者、鼓舞者、實踐者，對全體中華兒女共御外敵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抗戰的骨干和主力。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在地方武裝和群眾的支援下，對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余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敵后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的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開辟，不僅形成與正面戰場相互配合、共同抗敵的態勢，直接有力打擊了侵略者，還迫使日軍將大量兵力用于防守已占領地區，對于阻止日軍的戰略進攻、穩定全國戰局起到重要作用。
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抗日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到194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著約64%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在戰略反攻階段，敵后戰場成為全面反攻、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前沿陣地和戰略基地。194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已經形成對日軍占領的許多城市和交通線的包圍，而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發生大潰敗。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各解放區立即組織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從8月11日到9月2日，收復縣以上城市150座。
全國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敵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堅持長期艱苦抗戰，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獨當一面的主要戰場。
抗日根據地是敵后抗戰的堅強堡壘和戰略基地。中國共產黨實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加強根據地建設。在政治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增進黨政軍民團結；在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開展大生產運動，帶領軍民解決糧食、物資嚴重短缺的困難。根據地軍民在艱苦的條件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生產、保障供給，不僅解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還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敵后戰場和抗日根據地的存在，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為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和建立鞏固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
在這場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它不僅捍衛了民族獨立，更在斗爭中發展壯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奠定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任務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價更大”。抗戰勝利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最堅決、最徹底的抗日力量，是中華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今天，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就是要傳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攻堅克難的智慧與勇氣，堅定理想信念，凝聚復興偉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續寫新時代的奮斗篇章。（吳敏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