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某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檢監察機關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消息一發布，這個單位很重視，很快召開會議通報這一情況。主持會議的主要領導在講話時感慨道：“張某某作為班子成員違紀違法受到查處，我心里很痛。他平時我行我素，目無法紀，我早就看出來了，被查處是遲早的事情，這是他咎由自取。”其他班子成員在發言中，也多講出類似的話，早就發現張某某有違紀違法的行為，有的甚至說七八年前就看到他違紀違法的苗頭性問題。
早就發現張某某有違紀違法的行為，卻沒有人主動拉拉“袖子”，進行提醒。特別是作為單位“一把手”的主要負責人，知道張某某存在違紀違法問題，“明知”卻裝著“不知”，“早就發現”卻裝著“沒有看見”，不及時進行嚴肅批評教育，幫助其改正錯誤。這個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和班子成員，平時當“和事佬”，做“老好人”，事后才當“諸葛亮”，放“馬后炮”，是典型的“好好先生”。
關于“好好先生”，恐怕司馬徽稱得上是“鼻祖”，也最具代表性。《世說新語·言語》中說：“后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后人據此引申出成語“好好先生”。司馬徽，是東漢末年隱士，為人清雅，學識廣博，有知人之明。劉備投奔荊州牧劉表后，深感要擴大自己的力量，必須得到有智謀的人的輔佐。他聽說司馬徽在襄陽地區很有聲望，特地去拜訪他，請教他對天下大勢的看法。就在這次會見中，司馬徽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和龐統。后來，這兩人都成為劉備的重要謀士。
司馬徽善于識別人才，但由于當時社會斗爭相當復雜，他自己經常裝糊涂，從來不說別人短處。只要被問到，他一律回答：“這個人好，很好”。他的妻子對他說：“被人問到某人怎么樣，你該說點具體的評價，一律都回答‘好，很好’，這怎么行呢？別人來問你，也不是想聽你都說‘好，很好’的啊。”司馬徽回答妻子：“你剛才說的話，也很好。”不管是好是歹，他總是回答“好”。日子久了，也就成了“好好先生”。
“好好先生”看似與人為善，實則明哲保身，看似與世無爭，實際上打的全是自己的“小算盤”，說到底，就是怕得罪人，怕自己的利益受影響，是私心作祟、私利作怪。由此看來，“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
“好好先生”，就是當“老好人”。何謂“老好人”？孔子稱其為“德之賊”，認為抹殺是非、混淆善惡、不揚正氣、不抵邪惡便是“賊”之所在。毛澤東同志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描述“老好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見到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可見，“老好人”信奉“多栽花少栽刺”，變原則為“圓則”，是非面前不開口，遇到問題繞道走，表面上講寬厚、與人為善，事實上損人利己、損公肥私。
對共產黨人來說，要堅決反對當“老好人”，更不應該做“好好先生”。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奉行好人主義的人，沒有公心、只有私心，沒有正氣、只有俗氣，以為“堅持原則是非多、碰到硬茬麻煩多、平平穩穩好處多、拉拉扯扯朋友多”。奉行好人主義，出發點就有問題，因為好的是自己，壞的是風氣、是事業。大量事實表明，一些地方和單位正氣不彰、邪氣蔓延，工作局面長期打不開，矛盾問題積累一大堆，同好人主義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有的人樂當“好好先生”，理由充分得很，會影響團結，就是最重要的一條。講團結不是要搞一團和氣，講和諧不是要“和稀泥”。對于黨員、干部來說，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有正確立場和鮮明態度，敢于站出來說話，敢于表明自己的態度。“好好先生”用怕影響團結作擋箭牌，內心是有自己的“小九九”。有的自身素質不高、本領不強不會作為；有的無正義感、怕丑護短不愿作為；有的想多拉選票、保住位子不肯作為，有的怕“得罪人”、吃“眼前虧”不敢作為……一句話，“好好先生”長袖善舞的背后，怕的還是丟掉自己的個人利益。
自身不正、自身不硬往往也是催生“好好先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違紀違法被查處的某市原市委書記，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在懺悔書中寫道，我自己不干凈，做了不少見不得人的事情。自身不正，自身不硬，形象本來就不好，說話就嘴短，批評人哪有底氣。平時就只能當“和事佬”，做“老好人”，遇事“和稀泥”，就算要批評人也只能蜻蜓點水、避實就虛、避重就輕，搞一團和氣，以求別人不找我的茬子就行。
作為“一把手”，這位被查處的某市原市委書記不分是非、不論原則，更不講黨性，導致正氣不彰，邪氣不壓，把規矩當成“紙老虎”、把紀律變成“稻草人”，壓抑正氣、助長歪風，破壞政治生態，引發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自己違紀違法說話嘴短，批評人沒有底氣，不敢斗爭，自然對干部不敢嚴管嚴要求，這也在無形中成了那些紀法意識淡漠、自我約束力不強，自我要求不嚴格的干部，走上腐化墮落的道路。
這些年查處的案件中，“一把手” 因違紀違法被查處后，多名班子成員也隨之落馬的案例并不鮮見。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 “一把手” 自身雖無違紀違法行為，卻甘當 “好好先生”，不認真履行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對干部疏于嚴格管理和教育，最終導致所在單位出現多名干部違紀違法的問題。
嚴是愛、寬是害。黨要管黨，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必須從嚴，只有嚴才是對黨的事業負責，只有嚴才是真正對同志負責。近年來查處的大量案例表明，黨員、干部違紀違法都是從犯小錯誤開始的，“破法”無不始于“破紀”。如果在他們犯錯誤的初始，組織發現了不“愛羽惜羽”而是“猛擊一掌”，嚴格教育管理；同志之間不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是嚴肅提醒批評，主動拉一把。他們就不會從小錯到大錯、從“失范”到“失節”，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防止“老好人”，杜絕“好好先生”，要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堅決反對黨內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好人主義，讓那些陽奉陰違、阿諛逢迎、弄虛作假、不干實事、會跑會要的干部沒市場。
干部犯錯誤，組織有責任。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既要嚴于律己、以身作則，也要嚴負其責、嚴管所轄。嚴肅認真落實領導責任，敢抓敢管、嚴抓嚴管，發現苗頭傾向、及時咬耳扯袖，不當“好好先生”，不搞沒有原則的“一團和氣”，真正做到對組織負責、對同志負責。（紀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