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覃某，中共黨員，某市委原秘書長。2009年5月，某市A煤礦礦長劉某委托某雜志社記者李某，請其幫助辦理A煤礦擴儲手續，先后三次共計給李某80萬元人民幣。李某受托后給時任某市市委秘書長的覃某打電話，請覃某協調分管副市長幫助辦理該市上報省安委會“關于某市A煤礦增擴資源的函”。覃某受托后答應幫忙，李某送給覃某20萬元人民幣。2009年8月，該市政府形成了該市給某省安委會“關于某市A煤礦等3處礦井增擴資源的函”。分管副市長將此情況告知覃某后，覃某將“關于某市A煤礦增擴資源的函”交給李某。
分析意見
有意見認為，《黨紀處分條例》貪污賄賂類違紀行為條款之中，缺少規范覃某行為的具體條款，因此，覃某的行為不能追究黨紀責任，只能追究受賄的刑事責任。我們認為，這是對《黨紀處分條例》第五條條文主旨的錯誤解讀。
從受賄違紀行為的構成視角考量，覃某的行為符合受賄違紀主體、客體、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
從受賄違紀行為客觀方面分析，首先，《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受賄違紀行為，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黨紀處分條例》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指利用本人職權，即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務的職權。另外一種情況是，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在本案中，覃某是某市委秘書長，自己不主管，顯然，不是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的職權。同時，覃某找分管副市長辦這件事的時候，覃某與副市長之間既不是隸屬關系、也不是制約關系，覃某的行為不符合《黨紀處分條例》關于受賄違紀行為客觀方面規定。
其次，《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的斡旋受賄違紀行為在客觀方面的表現是行為人必須是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通過其他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里的“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不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對其他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隸屬或制約關系。這里的“通過其他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是指通過其他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條件。本案中覃某在找分管副市長辦理該事時，是正處級的秘書長，級別低于副市長，同時市委秘書長與市政府副市長之間不是隸屬關系，也不是制約關系。因此，覃某的行為也不符合《黨紀處分條例》關于斡旋受賄違紀行為客觀方面的規定。
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五條“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黨組織和黨員違犯黨紀的行為，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黨章、其他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為準繩，準確地認定違紀性質，區別不同情況，恰當地予以處理”的規定，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對黨組織和黨員違紀行為的處理不僅可以援引黨內法規，而且可以援引法律、法規。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認定，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覃某與副市長之間，就是屬于“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界定范疇，覃某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的規定，屬于斡旋受賄犯罪行為，應以受賄論處。
既然覃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受賄犯罪，覃某也就構成受賄違紀行為，因此，紀律檢查機關應援引《黨紀處分條例》的受賄違紀條款對覃某的違紀行為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