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滇東北土司聯合反清的“庚戌之變”在云貴總督鄂爾泰一萬官兵的窮追嚴剿下終于平息，清政府在滇東北艱難推行長達五年的“改土歸流”徹底實現。
戰亂之后的東川府（今會澤縣、東川區、巧家縣，府治會澤）“四境村廬，盡成墟野，頹墻敗礫之間，惟見嗷嗷老稚呻吟于嚴霜凍月下”。
如此殘局，非得一能人不可收拾。
一、誰可擔此重任
派誰去呢？若非情況特殊，這個問題用不著雍正他老人家親自操心，吏部扒拉扒拉干部花名冊就可提出不少人選，想當官、想升官的人多著呢！
雍正身邊工作人員、翰林院侍講提督云南等處學政鞏建豐看出了皇帝的沉吟不決，提出了崔乃鏞這個名字。舉薦干部當然要說理由，鞏建豐對崔乃鏞的評價是“品行端方，才具適用，辦學勤敏，操守廉潔”，當然，這是寫在干部考察報告中的套話，真正讓雍正下定決心的理由有三：崔乃鏞曾任云南尋甸州知州，不久前剛提補曲靖府同知，熟悉滇東北情況；崔乃鏞曾在“改土歸流”正式實施前上書陳述將東川由四川改隸云南的諸多好處，獲朝廷采納，是個有見地的人；崔乃鏞是康熙朝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學者型官員，可在蠻荒之地施教化之功。
雍正皇帝朱筆一揮，擔任曲靖府同知半年不到的崔乃鏞就“去副轉正”出任東川府“一把手”。
二、帶著任務上任
干部任前談話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崔乃鏞又見到了和他“不吵不相識”的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
這個侍衛出身的滿洲鑲藍旗人鄂爾泰，幾年前曾經嚴厲批評小崔思想不夠解放，不敢放手干事，級別小著好幾品的小崔竟敢臉紅脖子粗地跟總督大人據理反駁爭論半天，好在寬宏大量的鄂總督最后也認為小崔有理，不僅沒給穿小鞋，從此還另眼相看——小崔這家伙，實事求是、堅持原則、不畏權貴、不忘初心，可用！
雍正九年正月初一，崔乃鏞走馬上任。
上任是帶著領導交辦的任務去的。
任務是在任前談話中交給的。鄂總督在完成一連串的要勤勉政務，要清正廉明這些俗套后，特地交待：“東川土城，城高不滿六尺，如發生大的戰亂，難以防守，要審時度勢，進行修建。”
要干點事情談何容易。東川雖然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700年）就已實施“改土設流”，但改革并不徹底，清政府派往東川的流官多“長寓省城”，不敢進入，實權仍操于地方土司頭目之手，直到平息“庚戌之變”，正式“改土歸流”之后，這一情況才根本轉變。
戰亂之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如何著手？
三、勇于擔當抓執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知府崔乃鏞不可能不饑渴于總督大人“秘授”的“最大政績”——修建會澤城墻。
但崔知府是清醒的——怎可戰亂甫平就大興土木！“安邦首要在安民”，于是，知府大人“同參將王履中到環城十三村視察”，這可不是八抬大轎威風凜凜的知府出巡，而是實實在在的進村入戶察民情聽民聲，期間少不了褲腿沾滿哀哭難民的鼻涕眼淚，鞋子灌滿殘垣斷壁的塵土泥漿。視察一圈回來，崔乃鏞立馬召開領導干部大會，“統一思想、加強領導、明確職責、狠抓落實”之類的話講了一大堆，最后發動起上至知府本人，下至保長、甲長、牌長，清點人口，核實災情，登記造冊，而后逐家逐戶發放救濟銀兩，以修復毀于戰亂的房屋，購置耕畜、農具、種子。
陽春三月，春雨潤透戰火的灰燼，化作良田長出了勃發的莊稼，知府崔大人在會澤聲名鵲起。
接下來，扛著鋤頭下地的農民們經常在會澤縣城東南西北四門遇到他們的知府崔大人，帶著一幫人拿著步弓在量地，他們猜到，這位“接地氣”的崔大人，是要上馬什么大工程了。
果然，城里貼出“招工”告示，城民們奔走相告：招工了，要修城墻了，待遇好著哩，每人每天支米一升五合呢！
之前的整個農三月，知府崔乃鏞很忙，勘察石城、丈量規模、測算經費、報批手續，但忙歸忙，由于是上邊下達的項目，非常順利地通過了云南巡撫張允隨和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的批準。
我們無從知曉，四月十二日開工那天，知府崔大人是否也在干部群眾的簇擁下，身穿他的四品云雁官服，手拿一把扎了紅綢的新鋤頭在工地上挖一下，唱喝一聲——天佑東川！吾皇萬歲！黃道吉昌！破土呈祥！
四、想方設法抓執行
石城開建，需泥、木、石、鐵、篾等技術工匠數百人，其余雜工數百人。一邊動工，一邊招人，發現會澤境內的工匠遠遠不夠。幾年前“因循守舊”的小崔，此時卻特別能解放思想，在人口流動限制極大的當時，大搞“人才引進”，硬是從滇東、滇南、滇西的十五個州縣招來工匠640人，日出工達千人。
采石、伐木、燒磚、煉鐵、引水，一派熱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景象。
大鍋飯吃著熱鬧，管灶的心里發慌。人一多，財政就吃緊，施工半年后，工程款已經花得差不多，卻又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稻谷無收，民無粒粟，而投工進食人數日逾千人。崔乃鏞急了：這是要弄成“爛尾工程”的節奏嗎？爛尾事小，大不了丟官帽，鬧出群體性事件，甚至激起民變，那就得丟腦袋了。
一面報請清廷減免雍正八年、九年田賦，一面從宣威、祿勸購進減價倉糧2600石，以600石充軍需，2000石建城。崔乃鏞這次又大大地解放了一把思想，把顆粒無收的困難戶招了一批進入工程隊，發著工資讓他們抬石頭、扛木頭、和泥漿、拉風箱，筑城的人手增加了，災民也得到妥善安置，危機由此化解。這一招其實就是后來我們所謂的“以工代賑”。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次年六月，眼看石城就要完工，卻遭連日大雨，城墻垮了。督工官員主張追究工匠責任，其實就是拿手下一幫人“背黑鍋”，但崔乃鏞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并提出開挖排水道和加固墻基的措施。崔知府主動擔責，無異于救了大家的命，于是工人們自愿加班加點賣命干活。
十月，石城竣工。城周長214丈，南北141.6丈，城墻高厚各1.4丈，設炮臺八座，垛口1200個，四門城樓各兩層，高2.7丈，巍峨雄渾，極為壯觀。鎮雄知州李坤元奉命驗收后說：“不獨一郡之保障，實滇東北之藩籬。”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也為石城題了詞。
石城的修建，形成了會澤古城的最初形貌，為其后乾嘉兩朝會澤銅商文化的發育與興旺作了形制上的歸置與鋪排，為會澤后來成為“滇省一大都會”打下了基礎。
五、統籌推進抓執行
尊師重道興文教。雍正十一年，也就是石城建成一年后，東川（會澤）發生7.5級大地震，會澤石城嚴重受損，東川府學亦遭到嚴重破壞，崔乃鏞個人捐銀500兩，修葺文廟，并派知縣祖承佑、教授梁興祚負責文廟的修葺工作。崔乃鏞本人亦是作詩賦文的高手，他撰寫的《東川府地震紀事》行文流暢，翔實生動，是中國地震史料對地震力方向性的最早描述，是記述地面斷裂最詳細的一篇文章，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堪稱“千古奇文”。他在任期間編纂的《東川府志》（雍正）開了東川府編志的先河。尊師重道的崔乃鏞深獲士子們的敬重，升任湖北督糧道臺之后仍與會澤學子保持書信往來，多有指導勉勵。
農為邦本勸農桑。崔乃鏞于建造會澤石城之暇，到距城九十華里的者海壩子勸農督耕。當時者海不種水稻，只種一些包谷和蕎麥。他見壩子中間有一湖泊，四周水草茂盛，便促民改田種稻，當年，種植的水稻獲得了大豐收。秋后，黃谷耀目，老百姓驚喜地說：“此地自古以來，不可耕種，太守崔公今歲始營田，面谷即熟。”
修橋鋪路筑崔堤。以禮銅運古道是東川府湯丹、因民方向各廠銅礦采煉后，運輸交府城（會澤）集散的主要線路，雨季以禮河洪水上漲，運銅夫役苦不堪言。崔乃鏞經實地調查后，仿效古人，捐資于以禮河修筑堤壩，并在堤壩兩旁栽種桃柳，不僅使驛道暢通無阻，農田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后人感恩戴德，把驛道的以禮長堤稱之為“崔堤”。
工商富國辦廠礦。“滇銅甲天下”，明清時期，云南產銅占全國的80％，而東川府（今會澤）產銅占全省的72％，每年額定滇銅600萬斤運交京師專供寶源、寶泉兩局鑄幣，是滇銅的最大集散中心和銅產品加工中心。百廢俱興，終于擺脫了焦頭爛額“救火隊長”角色的崔乃鏞，拿出更多精力興廠辦礦，從事銅，鐵礦的開采與冶煉。雍正十二年，會澤成立“寶云”鑄錢局，成為僅次于北京中央鑄局的“中國第二大鑄錢局”。一業興而百業旺，之后的會澤，運輸、冶煉、建筑、加工、金融、紡織、商業服務等行業更加繁榮輝煌，經濟文化鼎盛一時，成為當時全國的“經濟特區”，眾人向往的“淘金地”，在歷史上留下了“萬里京運第一城”、“錢王之鄉”的美名。
六、后話
乾隆二年（1737）六月，東川知府崔乃鏞圓滿完成了治下由殘破不堪到奠基繁榮的光榮任務，升任湖北督糧道臺，離開了供職七年的東川府（會澤），供職十四年的云南。
而曾經委他以重任的雍正皇帝，兩年前便已作古，曾經賞識他的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早在石城建成的雍正十年便已上調中央。
不能不說，雍正與鄂爾泰都有知人之智、識人之明，他們用了一個具有超強執行力的人，建成了一座歷史文化名城。
至于湖北糧道在任三年即遭權臣誣陷而停職，崔乃鏞也只能仰天長嘆錯生在了政治生態極端惡劣的封建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