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清末著名革命家。他兩次赴日本學習軍事，歸國后，奉命在江西、湖南、廣西等地訓練新軍。1911年初調云南，任新軍協統。武昌起義爆發后，10月30日，他與云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等人在昆明舉兵響應。11月1日建立軍政府，任云南都督。1915年，又在昆明和唐繼堯等組織護國起義，宣告云南獨立。1916年因病逝世，年僅34歲。
蔡鍔將軍短促的人生，除了輝煌的功績之外，其廉潔的官德人品也給云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4年8月，蔡鍔應廣西巡撫李經羲再三邀請，去廣西開辦隨營學堂、陸軍小學、干部學堂、講武堂，擔任新軍總教練官兼隨營學堂總理官。為了約束自己廉潔奉公，他在寓所門口貼出一副警示楹聯：“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他平時生活極其儉樸，粗茶淡飯，家里的伙食每日只有幾角錢。蔡鍔離開廣西時，所有行李僅書籍和隨身衣服鋪蓋各一擔。回到湖南老家，蔡鍔只將歷年的積蓄不過300元，全部交給母親貼補家用。
蔡鍔為首任云南軍都督。當時云南是窮省，政府開支靠中央接濟和各省“協餉”，還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獨立以后，中央和各省“協餉”全都中斷。云南百廢待興，處處缺錢。軍政府采取了不少辦法開源節用。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節儉俸給”，全體官吏一律采取低薪制！據蔡鍔訂正的《云南光復紀要·建設篇》記載：二曰節儉俸給。反正后，都督即規定軍官薪俸表；上等一級實支銀一百二十兩，二級亦一百二十兩，三級一百兩；中等一級八十兩，二級六十兩，三級五十兩；三等一級三十五兩，二級二十兩，三級十六兩。省內各機關文官薪俸，亦比照此表規定。學校人員則視省內文官為等差。為節省開支，蔡鍔還兩次主動減發自己的薪金。
第一次是1912年1月，云南光復后，蔡鍔重申同盟會革命綱領，實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整頓財政，實行減薪。據周鐘岳《惺庵回憶錄》記載，蔡鍔曾經特地向他打聽過，云南一般人家每天的生活費是多少？周鐘岳如實回答后，蔡鍔下令軍需官對他的餐費支出要跟一般人家一個標準。為此，他還特地致電省內各地軍政長官說：“吾滇自反正以來，整理內治，擴張軍備，經費驟減，入不敷出，深恐財政支絀，不足以促政治之進，則維有約我同行，酌減薪俸，以期略紓民困，漸裕餉源。”遵照蔡鍔的指示，都督府制定了具體減薪方案，將都督府原定的十一級官俸，依次減去八成、七成、六成、五成、三成，但士兵的餉銀仍照足額發放。此次減薪的原則是自上至下，職務越高，減薪的幅度越大，其中減薪幅度最大的正是都督蔡鍔本人！由原來的白銀600兩減至120兩。
第二次是1912年6月。蔡鍔再次發布減薪令，明確指出，本省公務人員薪俸前已“減成發給，最多的不過百二十元（兩），現今國事多艱，再加裁減，凡軍政學警各界，除分認愛國公債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減為六十元，以下遞減，惟士兵暫仍其舊”。A兩次減薪后，上等正都督蔡鍔的薪俸又從每月120兩（元）減到每月60元，僅為原來薪俸的十分之一，只相當于中等副都督（營長）的薪俸。如此低薪，開全國先例。此時蔡鍔“公費收入，衣食而外，一以佐軍，不欲使家有贏余”。蔡鍔帶頭，其他人自然無話可說，削俸減薪進行順利，增收節支頗見成效。
蔡鍔在云南還努力革除清代官場奢華之風。他規定不得請客送禮，一職多兼的官吏不得兼領雙薪，更不得受賄和侵吞缺額餉銀。還明確規定：“公務員不得濫行宴會。”如果確實需要舉行宴會，只能在星期天舉行，一席宴會的費用也不得超過五元，違者懲罰！這時，偏偏有一個警察廳長不以為然，頂風違紀，沒在星期天宴請了賓客。他還發帖請蔡鍔首座，不料請帖送來，蔡鍔在上面批道：“違背功令，罰薪半月！”
由于蔡鍔以身作則，戒奢倡儉，辛亥革命以后，云南政界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蔡鍔任云南都督之初，為了實行自己的廉政主張，果斷地撤掉了一批貪官污吏，啟用了一批清正廉潔的年輕軍官。這時，也正是都督府需要用人之際，蔡鍔在湖南邵陽老家的兩個弟弟聽說大哥當上了大官，兩人決定由大弟蔡鐘去云南看望蔡鍔，同時想通過大哥謀個一官半職。兄弟在異鄉相見，蔡鍔十分高興，便安排大弟在都督府里住下。過了幾天，大弟卻無走的意思，還期期艾艾地說出想在云南謀事的打算。一天晚飯后，蔡鍔對大弟說：“你想在云南做事，也未嘗不可以。但是，我身為都督，帶頭把自己的兄弟安插在身邊，別人會怎么看，怎么說呢？弄得不好，還會跟著我做。這樣對你對我都不好。我看，母親年紀大了，她老人家養育我們兄弟姐妹不容易。你還是回去照顧母親吧。”蔡鐘聽后一言不發，生著悶氣。蔡鍔卻寸步不讓地說：“我為國盡忠，不能盡孝了。家里的事，就拜托你和小弟了，我積下的20元錢，你拿回家去交給母親吧。”蔡鐘見大哥是毫無商量的余地，第二天就徒步踏上了歸途。
1916年，曾任過云南軍政府財政司司長的袁家普回到湖南，想安排蔡鐘擔任湖南銅元局局長。蔡鍔此時在四川因病重即將去日本就醫。他擔心蔡鐘難當此任，就向袁家普提出反對意見說：“恐（蔡鐘）年少，有誤公事。”這和古往今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官場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
1913年9月，蔡鍔奉調北京任職。臨行前，云南省參議會派人前去和蔡鍔商量。說昆明各界人士有感于他主政云南期間的功德，準備為他塑造一座銅像，以為永久紀念。蔡鍔當即表示反對，他勸阻說，不如將這筆費用拿去救濟貧苦百姓，可救活多少人的生命！來人轉達蔡鍔的意思，參議會無不感動。
1913年初冬，蔡鍔離滇進京，臨行時，云南人民感于蔡公的恩德，要為剛滿30歲的他建立“生祠”，相當于紀念館。蔡鍔仍然堅決勸阻了這一動議。云南省議會又決定贈給他三萬法幣作為旅費，他也力辭不受，但參議會的態度極為懇切，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蔡鍔只得接受了五千元，用來償還他在云南都督任上所欠下的債務。同時，友人謝汝翼等人贈他一千五百元，友情難卻，蔡鍔破例收下，但又將其中一千元捐給了經費緊張的湖廣會館。到北京后，袁世凱為了收買人心，派人為蔡鍔舉行歡迎儀式，并贈送一萬元為他祝壽，蔡鍔卻堅決不肯接受。
1915年，蔡鍔在云南和唐繼堯等舉起護國大旗，討伐袁世凱稱帝。袁世凱氣憤萬分，下令撤銷蔡鍔一切職務，又令湖南都督湯薌銘查封蔡鍔本籍家產，焚毀他的老家。不料蔡鍔家中全無產業，當時寶慶（今邵陽）知事陳繼良經過查抄后，回稟上報說：“查鍔本籍無一梁之屋，無立錐之地，其母親寄食其鄉人何氏家，實無財產可查封。”由此可見蔡鍔清正廉潔的風范！
蔡鍔病逝后，人們發現他生前“尚欠債三四千金”，幸得撫恤金和友人的資助，才還清了債款。蔡鍔身后沒有遺產，夫人潘惠英不得不自食其力，擔任小學教員，教書糊口。正是憑著自己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蔡鍔贏得了崇高的威望，也感動了身邊和身后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