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人代天巡狩東川四載，興文教、開銅道、修水利，勤政愛民，功績卓著，東川百姓深受恩澤，今府中士紳集資倡建此‘義公祠’，還請大人親賜墨寶，為之點睛題額，幸勿推辭！”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東川（今會澤）府城西門外，新落成的“義公祠”掛滿紅綢，在陽光下更顯氣勢恢宏，古木、清漆的清香縈繞未退，祠堂前里三層、外三層的官民士紳拱手作揖，懇請知府義寧義大人為匾額題字。
義寧沉吟不語：官場的小道消息呀，真如暗流涌動，無聲無息卻又傳得飛快，看來，自己將要離任的消息已經傳遍府城，人所共知了。為在任或即將離任的官員建生祠，這是地方紳民向父母官表達歌功頌德之意的“流行”方式，并不屬“越制”之舉，乾隆皇帝他老人家對此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大清盛世嘛！哦不！準確說是他老人家的乾隆盛世，他的奴才們跟他一樣喜歡搞點熱鬧排場，這個可以有……
官民士紳再次拱手作揖，懇請知府大人為匾額題字。
義寧沉吟不語：說到興文教，自己乾隆十九年赴任東川知府，上任伊始，首次外出調研便是察看雍正十年東川知府崔乃鏞在其前任知府黃士杰創辦義學的基礎上擴建的“西林書院”（“西林”取自時任云貴總督、滿洲鑲藍旗人鄂爾泰的姓氏“西林覺羅”），其地勢低洼、面積狹小、地處鬧市、于學不便。正值前任知府住宅求售，該宅地處府城內西南，地址寬闊，環境清幽，前有門廡堂廊，后有樓臺亭榭，確屬可遇而不可求的辦學興文之寶地，一旦錯過，終生遺憾。回家翻箱倒柜籌得白銀 400 兩，購下了這處宅院，修葺一新后遷生員至此就讀，并易名“日新書院”（今會澤縣城西直街 76 號院內，可惜早已拆除），用意在于勉勵諸生勤奮學習。案牘之余，自己也經常到各書院、義塾（多為官辦，免費上學或有補貼）親自講學授課，從《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到《大學》、《中庸》、《論語》，不知重復講過多少遍，扶著學子們的手描紅、臨帖又不知多少次。為保證各書院、義塾的正常運轉，又將官田劃出數十畝轉為學田（所收租銀專項用作辦學經費），將新河（今義通河）上的三盤水碾收入作為辦學費用。正如雍正朝知府崔乃鏞《修東川文廟碑記》中所說“習桀驁強梁，謀生不足，遑知弦誦？”在這彝漢雜居，又是真正統歸王化不足三十年的邊疆之地，“日遵教化而革其故習，以志傳薪火于東川”的興文辦教、開化民風真是任重道遠呀！可以說，在東川興文辦教是最缺乏基礎、短期最難見效果，最出不了政績的事情，但自己作為滿州正白旗人，進士出身，更應為皇家開化邊地民風傾盡心力。反觀四年所作所成，這個“義公”自己完全當得起，這個“義公祠”匾額自己完全有資格題字。
官民士紳再次拱手作揖，懇請知府大人為匾額題字。
義寧沉吟不語：說到開銅道，明清時期，云南產銅占全國的80％，而東川府（今會澤）產銅占全省的72％，自雍正朝以來，會澤定為辦運湖南、湖北、廣東、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八省額定京銅的主要地區之一，每年額定滇銅600萬斤運交京師專供寶源、寶泉兩局鑄幣，是滇銅的最大集散中心和銅產品加工中心。雍正十二年，會澤成立“寶云”鑄錢局，成為僅次于北京中央鑄局的“中國第二大鑄錢局”。京銅運出會澤的方式，一為陸路，由縣城經頭塘、長嶺子、羅布古、硝廠河、卡基、巴圖、馬路、尖山，渡牛欄江后經昭通、大關、鹽津至宜賓再到瀘州，另一條為水陸結合，由東川府城出發，經娜姑到巧家蒙姑，沿金沙江從水路運至四川瀘州，船不能行處則移銅上岸，避開險灘后又裝船水運。水、陸兩路一有水急灘險之虞，一有山高路遠之憂。而滇銅京運是當時東川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如何縮短行程、提高效率、降低花費是主政者最為上心的“頭等大事”，作為東川府的主政者，不得不脫下官服，換上便裝，跟著銅運的馬幫來回穿越千山萬水，一次次踏勘地形，測量設計，繪出“藍圖”，再奏請朝廷同意并撥款，征發民夫開山劈路，最終修筑成了由縣城經挖泥寨、龍王廟、黑土、紅石巖、迤車、朵格塘、江底，并在牛欄江上架橋通往昭通的京運驛道，大大縮短了銅運距離，節省了銅運開支。反觀四年所作所成，這個“義公”自己完全當得起，這個“義公祠”匾額自己完全有資格題字。
官民士紳再次拱手作揖，懇請知府大人為匾額題字。
義寧沉吟不語：說到修水利，東川府治前的金鐘壩子，雍正五年以前為一內陸淺水湖泊，深約兩丈，周圍三十余里，一望蘆葦浸波，古稱“蔓海”，五、六月雨水匯集，漲而為潮，泛濫洋溢，四畔田土俱苦水害。民以食為天，食以水為先，為民必先治水，水利興則糧倉盈，水利興則百業興，想必早年的東川知府黃士杰也深知此理，雍正六年，黃士杰獲朝廷批準，主持“蔓海”治理工程，率人挖左、中、右三道河（分別為今梅子河、中河、邊河），將“蔓海”之水泄入以禮河，“蔓海”水鄉逐漸變成膏腴之地，成為東川十景之一的“蔓海秋成”。功績已被前人創下，水利上似乎已經沒有什么文章可作了。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發現會澤壩子萬畝良田仍然靠雨水栽插，栽早則無水，遲栽易受凍，而壩子西頭，南來北往的以禮河，水量雖不小，卻白白流走。經過多番踏勘、論證，一個“借水還水、綜合利用”的筑河思路日漸清晰。定了就辦，辦就辦好，經奏請朝廷獲準，在距城十里的馬鞍山小烏龍地段筑壩，由西向東開一條河道，引以禮河與龍潭水匯集，順地勢流經府城西北門外，直抵挖泥寨，長三十里，闊丈余，深七八尺不等。當年動工，次年竣工，此后金鐘壩子五谷豐登。此“借水還水”人工灌渠工程形成了引、灌、蓄的水利系統，加強了城池防御，改善了百姓生產生活條件，美化了人居環境，六道碾盤所獲收入又可用作書院開支，堪稱我義寧的一大手筆，百姓爭相稱頌，然而大譽竟有大毀隨之，府衙同僚對此功績心生妒忌，捏造讒言謊奏朝廷，說我義寧借修河侵吞公款，中飽私囊，乾隆皇帝大為震怒，命人押解進京查處，幸而身正不怕影子斜，一切都是捕風捉影，查無實據，不僅腦袋沒丟，官帽也沒丟。可以說，這條新河成就了我義寧在東川的最大政績，也差點造成政治上的粉身碎骨。反觀四年所作所成，這個“義公”自己完全當得起，這個“義公祠”匾額自己完全有資格題字。
官民士紳再三拱手作揖，懇請知府大人為匾額題字。
義寧沉吟不語，移步香案前，筆墨紙硯早已備好，心中感慨萬千：東川知府五年“流官”任期將滿，接下來何去何從，全由乾隆皇帝他老人家說了算。想我義寧，以八旗子弟的尊貴出身，絲毫未沾祖輩余蔭，刻苦攻讀而取進士功名，十數年來，多地為官，雖品級不高，但始終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念，親力親為諸事都上合廟堂之意，下順百姓之心，始終以康熙圣朝“天下清官第一”張伯行的“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自勉，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俯仰無愧。
“吾心本虛谷，于焉生葛藤。且獨詠而歸，何必春服成”，這個“義公”，千秋萬代后，誰又知是誰？這個“義公祠”，千秋萬代后，焉不成廢墟？
義寧知府的四品云雁官服在朝陽下熠熠生輝，祠堂前里三層、外三層的官民士紳終于看到他們的知府大人提筆了。義寧提筆運肘，飽蘸濃墨，四個鎏金大字在油光锃亮的牌匾上一氣呵成——金鐘書院。
紳民一時愕然，隨即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義公祠”落成儀式，哦不！是“金鐘書院”落成儀式正式開始……
后話：淳樸善良的會澤人民滿懷感恩之心，把東川知府義寧新開的河稱為“義通河”，意為義寧知府使該河“通”也，以此紀念義寧的千秋之功，“義通河”一名也沿用至今。
義寧若有知，亦當快慰——青史彪姓名，全靠百姓記得你，想靠題個字、刻個匾、立個碑什么的留下點什么，那都只是一廂情愿，實在弱爆了！（會澤縣紀委 王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