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處于廟堂還是遠走江湖，他都懷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終地關注社會現實，關懷民族命運，關心蒼生社稷，他就是唐代詩人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人，生于鞏縣，晉朝名將杜預之后，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造就了他一生的“稷契”襟懷。
“稷契”即稷和契的合稱，稷是后稷，傳說他在舜時教人稼穡；契，傳說是舜時掌管民治的大臣，二人皆為唐虞時代的賢臣。《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這種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思想，其實也就是儒家民胞物與、推己及人的心懷，我們在杜甫的詩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
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遭遇中年喪子的人生劇痛，痛定思痛后，詩人仍能將惦念和憂慮推己及人，“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這份襟懷著實讓很多人自愧弗如。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有云：“方幼子餓死之時，尚以‘常免租稅’‘不隸征伐’為幸，而‘思失業徒’,‘念遠戍卒’至于‘憂端齊終南’，此豈嘲風詠月者哉？”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杜甫既以稷契自許，亦以此來要求自己，他在指斥佞小干政，斥責這些人“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憤恨“君側有讒人”，揭露他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兒媚至尊”的同時，仍不忘盡可能為百姓辦實事，所謂“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就是指此而言。故而杜甫雖為一介寒儒，卻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由時局動蕩不寧而想到欲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雜，為天下掃除禍患，雖為詩中之語，亦足見其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題杜甫畫像詩中說：“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說來，這就是杜甫稷契襟懷的魅力之所在。
安史之亂，杜甫落入了叛軍手中，一度身陷長安險境，從此他的傷亂憂時便與自身的遭遇聯系在了一起，相繼寫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別”等名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一場突如其來的戰事擊碎了國家的安寧祥和，盛世王朝變得滿目瘡痍。國難家仇，不知何時休止的戰亂使其憂慮滿懷！于是《哀江頭》有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這無聲的哭泣是為自己，更是為這個王朝。
雖身逢戰亂，但杜甫的忠君戀闕之心絲毫未變。“況我墜胡塵，及歸盡華發。”為國為民憂憤成疾，頭發都急白了。他“脫身得西走”“辛苦賊中來”時，已經是“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兵荒馬亂之中，不畏艱險，拋離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肅宗，這是怎樣的一個“稷契”之臣？
乾元二年（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親友的幫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有了一個棲身之處。誰知到了八月，一場秋風吹破茅屋，接著大雨又至，“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見。然而，就在這最沮喪、最無助、最需要關懷的時候，杜甫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慨嘆。雨腳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置自己床頭屋漏的劣境于不顧，推己及人，大愛天下，這樣的稷契襟懷，怎不讓人感動、景仰？
寶應二年（763年）春，杜甫居梓州、閬州間，時春旱嚴重，忽有夜雨降臨，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云，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由天旱想到農事，由旱災想到兵禍，突然降臨的夜雨，讓杜甫喜出望外。但他深知，久旱之后的一場雨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老百姓仍不知何時能過上安寧的日子，自己心中郁積的愁思心結亦不知何時才能解開。這種心境之下，杜甫的思緒再一次由巴蜀飛躍到了吳越。據《舊唐書·代宗本紀》所載，寶應元年八月，臺州人袁晁陷臺州，連陷浙東州縣。遠在巴蜀的杜甫，剛剛因為一場及時雨緩解了這里的旱情而眉頭略為舒展，轉眼之間，又擔心起數千里之外的吳越之民來了。此等情懷，確實讓人不得不感喟。
杜甫有過居廟堂的經歷，但更多的時候是身處江湖，可他始終保持著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懷。位卑未敢忘憂國，暮年的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思君報國之心處處可見。如“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尚想趨朝廷，毫發裨社稷”“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等。對此，南宋洪邁《容齋續筆》有云：“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
杜甫的政治理想從感同身受的苦難出發卻又遠遠超越了個人，北宋黃徹說他是“跡江湖而心稷契”。想必，這也正是杜甫感動后世千年的偉大之處。（晏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