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
清廷自定鼎中原以后，為籠絡士人之心，力倡科舉取士，一時士人多夤緣攀附。但在浙江桐鄉清風里楊園村的一處僻靜之宅，隱居著一位“不合時宜”的理學名儒——張履祥。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學者稱之為“楊園先生”。入清后，他便決意放棄仕途。
張履祥老來得子，四十七歲時，他的長子維恭出生；五十一歲時，他的次子與敬出生。自此，張履祥更置身于場屋之外，終日以課子著述為事，小廬陋巷，往往書聲不絕。由于疾病縈身，他對于兩位愛子，深恐來不及親誨，所以在課讀之暇，他寫作了《訓子語》數篇，希望能借此垂教于后世子孫。
固守農士家風
在《訓子語》中，張履祥說：“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意思是，教導他的子弟要勤于務農，只有如此，才是保世承家之本。中國古代社會有士、農、工、商四業。士居四民之首，地位最尊。然而，作為一代理學名儒的張履祥，為什么不教導其子弟“從士”，而偏偏要“勸農”呢？
當時，許多士人對“務農”十分輕視，他們紛紛棄農而競相參加科舉考試，試圖以此走上富貴通達之途。再加之務農多艱辛，在田間耕作的農民一年忙下來，還要繳納地租，服勞役。即使在豐收之年，也所剩無幾。有些人甚至生活不能自給，需要靠借貸度日。于是，“以耕為恥”的觀念在士人之中根深蒂固。
但張履祥對勤于稼穡卻有著另外一種理解。他認為，人立于世，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于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謹慎地選擇一項事業，只是隨波逐流，最終會使他喪失理想和志向。他認為，進入仕途固然擁有了權貴，但當時的官場斗爭尖銳，身敗名裂者不在少數；而商人雖然能握有豐資，但富貴貧賤，不過一時的機遇，自有定數，“非但子孫再世將不可問，身命之不保者眾矣”。
與士、商的無常形成對照的是，務農雖艱辛，所剩結余也有限，但憑此卻能“養生送死，思無越畔，世世恒于斯”。于是，張履祥主張惟有實業立身，方可久行于世。他勸告子弟要勤于稼穡，懂得其中的辛苦，并以漢代舉“孝悌力田科”為例，證明“力田”乃實學，自古以來就多被倡導。張履祥從小就培養子孫的“愛農”意識，可使其“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從根本上來說，他勸誡子弟“務農”，實際上是要借此歷練心智尚未成熟的子弟，使其祛除墮怠與虛榮之心，從小養成勤勞的習慣，這才是立身保家的根本之道。
耕讀不可偏廢
在張履祥看來，勤于耕作只是立身的一個前提，不可整日僅僅從事于務農。他對子孫說：“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 張履祥教育他的兒子在務農的基礎上，還要讀書，“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在他看來，耕與讀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只讀書而不去耕作，則衣食堪憂；只耕作而束書不觀，則難明大義。
耕讀這樣的道理，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做起來卻非易事。為此，張履祥反復告誡其后代耕讀二事不可虛而無實：“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讀焉而詩書義塞。”耕田要身體力行，勤于勞作，這樣田地才不會荒蕪；讀書不僅僅是背誦字句，更要知曉其中的義理。“力耕”“力學”也是古人立身行事的法門，“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目手足，茍能盡力從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其實，張履祥的“耕讀自守”也是針對時人缺乏獨立的進取精神有感而發的。當時許多人一旦攀附權貴后，便驕奢無度，恣意妄為；而一旦稍有失意，則又妄自菲薄，怨天尤人。所以，張履祥諄諄告誡子孫，“唯能守耕讀，能盡職分，然后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方可造此”。可見，張履祥的“耕讀自守”，并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在此基礎上求志、行義、達道。
他還曾將三國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的事跡作為典范來教育子孫。他說，諸葛亮在南陽隱居耕讀，表面上看是不求聞達，實際上則是胸有詩書而待賢主啟用。諸葛亮的耕讀，是其自立而不茍且于權貴的高尚品質，“此古人進退所以綽綽余裕也”。
圣賢之書傳家
清初江浙地區逐漸由戰亂轉向承平，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與發展，富商巨賈云集于都市之中，社會風氣也愈加澆薄。這樣的環境對讀書人價值觀的影響很大，許多人看到官學生從學校畢業后，因科舉失敗而饑寒交迫；一些官宦富貴子弟，雖讀詩書，但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當時的江南社會中流行著一種讀書無用的觀念。在這樣的環境下，張履祥提出：“古人為家惟尚禮義，今人為家惟尚貨才。”他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這些人所讀之書不過是形式僵化的科舉時文，并非修身養性之書。對此，他主張應當教育子孫多讀圣賢之書。
張履祥更是鮮明地指出，人若潔身自愛，惟有讀圣賢書；若愛及其子女，也惟有教其讀圣賢書。古之圣賢，皆是品格高尚的人，其所著之書，也都是這些圣人思想的精華，蘊藏了豐富的人生智慧。因此，讀圣賢之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若不令子孫讀書而任其性情，難免會沾染時俗流弊，則人倫義理不能通曉，“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尤其對于那些原本天資聰穎的子弟，若不以圣賢之書加以有效誘導，反而可能會使他們變得心思黠詐。張履祥深刻地認識到：“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為寒心。”
那么，究竟何為圣賢之書？張履祥認為程朱理學之書即圣賢之書。但對于孩童而言，尚不能完全理解其大義。他主張先從朱熹的《小學》一書入手，該書從教導兒童灑掃、應對、進退開始，循序漸進地再到教授他們禮義詩書之文，最終使其明人倫綱常之大義。張履祥說，“果能篤信此書而服行之，雖為農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在父親的親自授課和諄諄教誨下，張履祥的兩個兒子維恭和與敬從小“書聲不絕”，勤于勞作，遠離世族權貴，潔身自愛，潛心研學程朱理學。在張履祥辭世三十年后，清代著名文學家汪森曾稱贊張履祥所作《訓子語》于一切人情事理，闡述精核，“非獨先生之子當遵而不失，即凡為子者，皆可作座右銘也”。（李立民）
卜憲群點評
相傳孔子說“禮失求諸野”，意思是說禮儀遺失了，可以到民間去尋找。非在廟堂之上而在民間可以找到失去的禮儀，是因為中華文化的傳承不僅依靠廟堂之上的黃鐘大呂，也有賴于鄉間牧笛。我國歷史上耕讀并重的思想意識，正是保存文化傳統的一條重要途徑。耕讀并重的文化傳統是我國歷史特點決定的。這一傳統意識既把務農視為普通人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又強調讀書明禮，步入仕途以求家族的綿延長久。
張履祥生逢明末清初的動蕩之世，既目睹了明末的腐敗世風，又拒絕接納新的清王朝，故以耕讀并重的文化傳統教育子女知稼穡之艱難，懂怠惰奢靡之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張履祥《訓子語》中關于耕與讀辯證關系的分析，彰顯出一位理學家的智慧與才華。（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