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一年（1861年）初秋，當方大湜作為代理知縣來到湖北襄陽的時候，面臨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攤子：飛蝗遍布鄉野、莊稼遭到噬虐。對此，一個幕友不禁感嘆：東翁真是時運不濟。
方大湜沒有怨天尤人，而是迅速召集縣丞、縣尉商議，責令所有官吏和衙役與鄉民一起抗災。他穿著草鞋，手持竹竿，帶領幕友和長隨奔赴災情最重的鄉村。經過三天努力，蝗災得以消除。
解除蝗患之后，方大湜立即投入其他繁務之中。方大湜的做官理念是：“造福莫如州縣。”“辦大事須有擔當，須將功名置于度外；若無擔當，必至誤事。”
所謂造福，當然是興利除弊。鑒于干旱易起蝗災，方大湜疏浚城南襄水故道，水渠建成后，數萬畝旱田變成旱澇保收的良田。對于興學校、課蠶桑這類益民智、增民利的事情，方大湜也傾注大量心血。有時，方大湜還會攜帶一吏一挑夫，行走在襄陽鄉間，為百姓現場解決糾紛。短短一年時間，方大湜就贏得了襄陽民眾的廣泛好評。
方大湜署理一年襄陽知縣，湖北巡撫嚴樹森聞知他政績突出，奏請恢復其原職，即去掉署理，正式擔任知縣。從同治到光緒年間，方大湜的官職不斷提升，直至直隸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無論擔任什么官職，方大湜都有所作為，深得民心。比如，在宜昌知府任上，面對特大洪澇災害，他妥善安置賑濟災民，使災戶無失所。在武昌知府任上，他力主疏通樊口港道，破解了當地居民多年來屢遭內湖水患困擾的難題。
方大湜認為，做官不僅是“苦事”，而且“不易做”；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方大湜恪守自己信奉的為官之道。在他看來，做好官必須“清慎勤”。所謂“清”，就是居官要清廉。他說，官不可貪，官不必貪。做貪官，有壞心術、敗風俗、損聲名、干國法、辱祖宗、毒子孫等六大害處。所謂“慎”，就是居官要謹慎，做到慎言慎行慎獨。所謂“勤”，就是居官要勤勉，分內事務親力親為，不可荒廢政事，不做“甩手掌柜”。
儒家一向崇尚仁愛，倡導施行仁政。但是在清代，“即使以仁厚著稱的州縣官們也坦率地承認，很難將仁愛原則在實踐中貫徹。”（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當時，對于大部分州縣官來說，“杖責”是迫使農戶繳納稅賦的最常用手段。
然而，方大湜卻是一個例外。他不僅有一顆愛民之心，而且在實踐中施行仁政。做了近十年廣濟、襄陽知縣，方大湜從未使用“杖責”的方式催繳稅賦。方大湜時常深入偏遠的村落，向村民征收糧稅，而村民無不按時繳納。真正讓村民心悅誠服的是方大湜把稅賦控制在合理的額度，沒有加重他們的額外負擔。方大湜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是因為他嚴于律己、清廉勤勉，降低了行政成本，而且對胥吏衙役和身邊人員嚴格約束，將“陋規”壓縮到最低限度。這樣，雖然有損依附官府而生存的那些人利益，但對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卻是意義深遠的。
方大湜，湖南巴陵人。晚清時期，湖南涌現出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名臣。方大湜原是胡林翼帳下幕僚，咸豐五年（1855年）出任廣濟知縣。盡管方大湜的聲名不及上述同鄉顯赫，但他在知縣、知府任上表現頗為卓越，不愧為地方長官的優秀典范。他的著述《平平言》，書寫自己做官心得，雖然平實無華，但不乏真知灼見，值得后人仔細品味與借鑒。（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