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革命者，必須要有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要為革命奮斗到底。奮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就是到死的意思，上海話叫“翹辮子”。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做好長期苦干的準備；第三要有犧牲精神，不怕鐵窗、殺頭，也不為名利和升官發財。在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相矛盾時，要服從革命利益。
挑選干部的標準，同時是干部檢查自己的標準。每個干部都應該經常進行自我檢查，有錯誤就改，不足的就補。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從延安的東北籍干部中挑選十多人，準備派回日本人占領的東北工作。但其中多數人因懼怕淪陷區工作的危險性而不愿去，經組織反復做思想工作后，仍然有六人公開表示不去。
中組部選調干部，干部不服從組織分配，這種情況該怎么處理？
身為中組部部長的陳云，親自找這六個不愿意服從分配的黨員談話，進行嚴肅的批評。9月29日，陳云為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起草決定，對這六人的行為作出界定，認為不僅是對工作討價還價的錯誤，而且是一種政治上的動搖。他用中央黨務委員會名義給公開拒絕工作的七名黨員（后又增加一名）以紀律處分，將這七人由正式黨員降為候補黨員，其中一人給以嚴重警告。同時對勇于接受工作的九位同志予以獎勵。
一般情況下，按照黨紀，組織上對這類違紀黨員進行處理，該降為候補的降為候補，該嚴重警告的嚴重警告，已經是完成了組織程序。如果考慮到加強正面引導、獎勵先進，那么對積極服從組織分配的黨員進行鼓勵和表彰就算是工作全面了。何況陳云還親自出面，一一落實。
但是陳云并沒有到此為止。這位32歲執掌中共中央組織部、此時已上任五年的年輕政治家，對這個問題早已由個別而放眼全局，聯系到當時新黨員新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如何使用好新黨員新干部，這是新形勢下的重大課題。
中共到達陜北后，對過去的關門主義進行深刻反思，打開大門，五湖四海，廣納人才。大西北地廣人稀，新增力量從何而來？中共把目光對準了廣大的愛國青年。當時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濱海內陸，到處都有熱血的青年長途跋涉，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戰的洪流，熱情之高、人員之踴躍，與革命低潮的1928年形成鮮明反差。陳云曾為此興奮自豪，在1938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形象地描繪當時的場景：
“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沒有汽車用兩條腿走，男男女女從幾千里外都來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有工程師，有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也來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黨各派，新聞記者，還有青年組織的參觀團，等等。”
“天下豪杰云集延安”，此情此景，陳云當仁不讓，歡呼之余自然要大施拳腳，一展身手。陳云非常珍視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積極吸收他們加入黨組織。他躊躇滿志，決意為黨用好人才。在他眼里，“革命隊伍里，無一人不可用”。他在1938年寫成的《論干部政策》中，大談“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的用人之道，氣度恢宏，用詞通俗，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并以此為基礎把黨的干部政策歸納為三個方面，“必須善于識別干部”“必須善于使用干部”“必須善于愛護干部”。
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加，隊伍的思想狀況也變得復雜起來。陳云非常關注這些知識青年新黨員，發現他們身上許多跟過去老黨員不同的特點。老黨員老干部們，經過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的考驗，經過反“圍剿”戰場血與火的洗禮，經過舉世聞名的長征，其間，動搖的、害怕的、甚至是變節的不知凡幾，全在一次次革命低潮中被“淘汰”出了黨的隊伍，最后除去半途中英勇犧牲的，留下來的每一個人，都是黨最堅強的種子，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有著最堅定的信念和鐵一樣的紀律意識，都能為了黨的利益去犧牲個人一切。而新黨員們呢，許多還沒有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帶有濃厚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習慣，這就需要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
因此，陳云在注重用人的同時，也開始重視對新黨員進行教育，清除其思想上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對新黨員進行理想信念教育。1938年春天，陳云在抗日軍政大學做了一場《怎樣做一個革命者》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說：做一個革命者，必須要有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要為革命奮斗到底。奮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就是到死的意思，上海話叫“翹辮子”。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做好長期苦干的準備；第三要有犧牲精神，不怕鐵窗、殺頭，也不為名利和升官發財。在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相矛盾時，要服從革命利益。
為革命奮斗到底的理想信念，是陳云一直強調和推重的。1938年6月，陳云在紀念瞿秋白英勇就義三周年時有個講話，至今保存的講話提綱中，有兩段話格外讓人感動。一段是：“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到死了為止。這九個字似乎很容易念的一句口號。但腦筋里想一下，這九個字就很沉重，尤其是‘底’字。”另一段是：“臨時干一下還是干到底？——干一世。一世是長時間——不是半途而廢，確定以后專為共產主義革命而生活。不可免地要遇到困難的時候。”這兩段話，既是向已逝的先烈致敬，也是對當時眾多的新黨員的要求。
在進行理想信念教育后，仍有人觸犯黨的紀律，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依然嚴重。抗大學生劉力功不愿接受黨的分配下基層，堅持升學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滿足要求就要退黨，組織找他談話七次，竭盡挽留之力，但此人卻毫無黨員自覺，反復向黨提要求。最后陳云決定將其開除出黨，公布全黨，并專門撰文《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以此為典型，來說明問題，警示他人，讓大家明白遵守黨的紀律的重要性。陳云強調：“怎樣才叫做真正遵守紀律呢？一句話：迅速確切地執行黨的決議。”后來，陳云還就這一問題多次給黨員干部講過課，并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這一問題，發動了一場大討論，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黨員教育了，紀律嚴明了，陳云繼續深入做工作，1940年11月在《關于干部工作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提出了挑選干部的四條標準，首要一條就是必須“忠實于無產階級事業，忠實于黨”。這實際上是在“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的用人之道基礎上，加上了使用干部的標準。政治、能力，兩者不能缺一，以政治為主。陳云語重心長地說：“挑選干部的標準，同時是干部檢查自己的標準。每個干部都應該經常進行自我檢查，有錯誤就改，不足的就補。”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1942年中組部在新黨員中調人去東北敵占區工作，竟然又出現“大部分人均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飾推諉，或當面拒絕”的現象，在國內外斗爭日益艱難的時候，尤其在整風時期，仍然有這么多新黨員新干部黨性觀念薄弱，在陳云看來，實在是相當嚴重的情況。
陳云決定以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為例，在各機關、學校展開討論，以轉移風氣，并撰寫《增強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一文，提出今后要從三個方面增強這類干部的黨性：“（一）加強黨性教育。使他們明確自己是革命的犧牲者而不是勝利的享受者。（二）到下層鍛煉。對他們使用的基本原則是，多走逆風，少走順風，必要時要分配他們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練其意志。（三）加強紀律教育。組織部門在分派工作前必須多加考慮，一經決定，絕不準講價錢，嚴格糾正過去的遷就作風。”為了從選人用人上防范此類現象，1942年10月5日，陳云又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專門就此事向中央寫出報告，再次強調對干部特別是新干部的使用條件，“首先是要忠誠于黨”，得到中央認可。
從開除劉力功，到處分不服從分配的同志；從注重用人，到政治與能力并重，政治為先，陳云通過關注和剖析一個個典型事例，及早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逐步深入，繼而總結出經驗，教育其他。實踐說明，這個方法始終是人們解決問題的有效的工作方法。（簡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