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件關于“880萬元”的事情發人深省：一是罹患重癥的中科院院士盧永根，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無償捐獻給農業教育；一是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案第二大行賄人、粵商余鴻之，6年間行賄折合金額880多萬元人民幣，一審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一公一私，一明一暗，境界高下，一目了然。誰被謳歌，誰被唾棄，涇渭分明。
這兩個“880萬元”，對共產黨人如何對待金錢也是一種警示。
物資匱乏的年代，為理想而安貧樂道，無疑是一種高尚選擇，更彰顯崇高境界。因而，古有孔子“君子固窮”的道白，革命戰爭年代有方志敏烈士《清貧》一文傳世。《清貧》中的名句，至今影響和鼓舞著一代代共產黨人：“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置身這一大背景下，黨員領導干部適度改善福利待遇，社會各界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實際上，我們黨并不提倡人為的“為吃苦而吃苦”。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曾說：“只講精神不講物質，對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長時間不行。”
但是，縱觀古今，“清貧”一詞中的“清”字，作為一種精神品格，永遠值得褒揚。被譽為日本“經營指導之神”的船井幸雄，在其《清富思想》一書中提出，過去時代以清貧為美德，未來社會以清富為時尚。在他看來，所謂“清富”，有兩大表征，一是厚德清心，一是富而不驕。
中國“富起來”的這些年，一批優秀共產黨員用一言一行，早已向我們闡釋了什么是“清富”。
對待財富，一直淡然，可謂富而不驕。江蘇省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一輩子做到“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資，不拿全村最高獎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華西村家家戶戶住上高檔別墅，他卻堅持住在20世紀7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里，老式木床，被褥陳舊，沙發破損，茶幾上一部撥號電話機。對個人財富，吳仁寶一直看得很淡，先后把5000多萬元獎金留給集體。
對待名利，一直超然，可謂名而不矜。2000年底，《當代》雜志設了一個大獎，獎金10萬元。王蒙在長篇小說《狂歡的季節》獲獎前與夫人商定，如果獲了獎就捐獻出來，扶持青年作者，10萬元錢的用途用了不到一分鐘就定下來。捐獻兌現后，王蒙解釋說：“好事太多，占有太多，不好，不能心安理得，不如捐獻出去。”
對待朋友，一直真誠，可謂誠而有信。幾年前，曾有人拿錢向莫言買字，莫言以一句“我現在還不缺錢”回應。而對幫助過自己的醫生、司機，他常常寫上一幅字表示感謝。
對待家人，一直溫馨，可謂溫而有愛。楊善洲的大女婿家里房子漏雨了，修新房想請岳父幫襯一下。時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副書記的楊善洲手頭并不寬裕，于是寫信出主意：“現將這30元錢寄回去，先買幾個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鋪，暫時躲避一下。”多年后家人展讀舊信，回憶溫暖濃濃父愛，笑中有幸福的淚水。
從吳仁寶到楊善洲，從王蒙到莫言，職務不盡相同：村官、地委書記、文化部部長、作協副主席，但他們的金錢觀、財富觀卻驚人一致：不撈錢，永葆自身高潔；不貪財，始終看輕個人財富。
富而不驕，名而不矜，誠而有信，溫而有愛，正所謂“清富”。這，源于他們都對自己身份“醒而有判”：共產黨人。
過去有人曾認為中國人陋習多，比如講排場、講吃喝、比錢財、重名利，而缺少一種高雅的、高尚的、高貴的追求。事實并不盡然，許許多多像吳仁寶、楊善洲、王蒙、莫言一樣的共產黨人，用自己的選擇詮釋了什么是高雅、高尚和高貴。
盧永根院士同樣保持了這種高雅、高尚和高貴。平時，他將常用來自勉的話寫在了筆記本的扉頁上：多干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說話響一點。當他捐出880多萬元個人積蓄的時候，又說了這樣一番樸實的話語：“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后的貢獻。”
從“清貧”到“清富”，作為一種精神品格，應該成為共產黨人的自覺追求。如此蔚然成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必不遠矣。（董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