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制度是中國古代一項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政治制度，有人說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沒有監察制度，也沒有設立監察機構，其實這種觀點是有悖于事實的。元代有完善的監察制度，在中央設有御史臺，地方上設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與陜西諸道行御史臺。此外，全國還被劃分為二十二個監察區域，設置相應的肅政廉訪司。為了規范御史臺的運作，元代有相應的制度規范。一些監察御史公正廉潔，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故事。
元代監察機構
元代監察機構的設置，分為中央與地方兩部分。元代中央政府設有御史臺，御史臺與中書省、樞密院并稱為中樞三大官府。御史臺于至元五年（1268）設立，掌糾察百官善惡，諷諫政治得失。元代御史臺承唐制，實行臺院、察院與殿中司三院制，其中臺院設御史大夫二員，從一品；中丞二員，正二品；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治書侍御史二員，正三品。察院設監察御史三十二員，職責為糾察百官貪贓不法與其他不當行為。如忽必烈時，姚天福為監察御史，大名路達魯花赤（元代官職之一，是所在地方、官衙和軍隊的最高監治長官）敢普因罪被逮捕到京師，不久遇赦還家，經過御史臺官署門口，破口大罵。姚天福當時在察院，遂捉捕之，又發現其賄賂法官之罪，最終將其治罪。殿中司設殿中侍御史二員，“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即掌朝會時糾察百官朝儀、監督百官考勤等事。
御史臺是元代中樞三大官署之一，對于其關系，忽必烈曾感嘆，中書省是我的左手，樞密院是我的右手，而御史臺就是用來醫治左右手的，可見元代御史臺監督軍政官署的作用還是非常明顯的。
除了在中央設置御史臺外，元廷還獨創了行御史臺，它作為御史臺的派出和分設機構，對元朝監察制度的發展和監察網絡的構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又稱南臺，至元十四年（1277）始置于揚州，后遷于建康（今南京），南臺監臨東南諸行省，“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
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又稱西臺，起初置廢不常，延祐二年（1315）始為定制，設于奉元路（今西安）。
元代行臺察院每年都要赴地方巡察，糾劾非違。如南臺監察御史蕭泰登大德六年（1302）分守江浙行省；許有壬至治二年（1322）行部廣東；蘇天爵至順三年（1332）分蒞湖北等。關于行臺察院分巡制度的細節，蘇天爵《浙西察院題名記》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其一，南臺監察御史通常采用六名御史“分行三省及十道憲司”的方式出巡，每省均為二人。南臺察院其余十八名監察御史留守察院。其二，監察御史分省出巡的基本職司在于糾劾貪官污吏，體察民間疾苦；審核路府州縣公文案牘，平反冤獄。其三，行臺監察御史的出巡日期，大致為九月出巡，第二年二月復歸。
元代還在全國設立了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肅政廉訪司又稱“憲司”“監司”。在元代的地方統治結構中，肅政廉訪司“布諸道，按臨郡邑”，是凌駕于路府州縣之上的一級官府。同時，肅政廉訪司又隸屬于御史臺與南臺、西臺兩個行御史臺，又是元代地方監察網絡中的基本網結。
元代肅政廉訪司的前身是設置于至元五年的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余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谷、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即每道肅政廉訪司均分為出巡與留守兩部分，監察地方民政事務、財政事務等，糾劾貪官污吏，歲終由中書省與御史臺考核其政績。
元代肅政廉訪司的基本職能，與提刑按察司并無多大區別。但是提刑按察司主要側重于提綱刑獄，而肅政廉訪司則民政、財稅、官吏奸弊，無所不統。
總之，就制度設計而言，元代從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完善的監察制度，形成了一張嚴密的監察網絡。
元代臺憲文書
元代保留了一些反映監察制度具體運作的文書，官修的有《憲臺通紀》《南臺備要》等，私人所撰有《風憲忠告》等。
《憲臺通紀》，元代趙承禧編撰，記載元代御史臺之建置沿革，皇帝對御史臺誥命訓敕，御史臺百官姓名及其遷轉情況等內容。《憲臺通紀》原本早已亡佚，今傳世本僅存于《永樂大典》。
《南臺備要》，本名《南臺備紀》，元代趙孟琛等編撰，記載江南行御史臺之建置沿革以及其相關典章制度。《南臺備要》原書已佚，今傳世本亦存于《永樂大典》。
除官修文書外，元代一些有識之士也對如何健全監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正元年（1341）張養浩撰成《風憲忠告》一書，該書共分為自律、示教、詢訪、按行、審錄、薦舉、糾彈、奏對、臨難等九個部分，對監察制度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為執法者之助”。
在《自律》篇內，張養浩提出監察官員必須嚴格自律，一言一行必須恪守禮法，否則難以服眾，將會損害臺憲權威。在《詢訪》篇內，張養浩指出，監察官員的責任之重，不亞于宰相。一道之民情疾苦，必須悉心詢訪，“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眾，何政利民，豪橫有無，風俗厚薄，既得其凡，他日詳加綜核，復驗以事”，如果能本著這種態度認真核查上述諸事，那么民間疾苦就不會被隱瞞了。在《奏對》篇里，張養浩感嘆為監察官員之難，“中外之官，莫難于風憲，莫危于風憲”，因而監察官員要時時牢記自己的責任，不顧任官之難，為官之危，“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于度外”，這樣才能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所學。張養浩的《風憲忠告》，各篇短小精悍，言辭犀利，說理透徹，對如何健全當時的監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里面的一些觀點至今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元代監察官員
元代也涌現出了一批奉公執法的臺憲官員，這里就舉三個例子以饗讀者。
劉宣，字伯宣，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才，至元二十五年（1288），劉宣被任命為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當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臺頗為暴虐，剛愎自用，不可一世。劉宣到任，忙兀臺意欲拉攏他，因此設宴相請，企圖賄賂，劉宣以御史臺官不當外交為由加以拒絕。到任后，劉宣不畏忙兀臺權勢，揭發江浙行省以軍船私載草葦之事。忙兀臺大怒，隨即報復劉宣，羅織其罪名。劉宣不愿受辱于小人，留下遺書“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
蘇天爵，字伯修，早年入國子學，成績優秀，以大都路薊州（今天津薊州區）判官起家，至順二年（1331）授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蘇天爵甫就此職，即出巡湖北。湖北所統范圍頗大，且西南諸郡多民族雜居，獄訟之事很多。蘇天爵不懼艱難險阻，煙瘴侵襲，“遍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倦”，事無巨細，盡心處理，其平反冤獄，為百姓稱道。
周伯琦，字伯溫，至正五年（1345）授廣東道肅政廉訪司僉事，第二年赴任。周伯琦遍行廣東各地，整個過程歷時一年，行程兩千五百余里，“罷斥官吏污穢不職者一百十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為之一空”。周伯琦此次出巡頗為不易，廣東位置偏遠，“去京師萬里”，又為“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元代士大夫多不愿在廣東任官，“仕者不欲往，往者又不欲久居”，周伯琦不畏艱險，毅然赴任，在廣東罷貪官，決冤獄，釋無辜，成果斐然。
元朝雖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但從忽必烈即位后開始，即倡導“祖述變通”，推行漢法。就監察制度而言，就是大致模仿漢制，并有所創新。御史臺之設置，沿用唐代以來形成的三臺制度，其運行也與漢制并無太大區別。元代還獨創了行臺制度，這是與其統治區域的空前擴大密切相關的。此外，肅政廉訪司作為固定職司存在，這也是元代的開創。總之，元代監察制度以三臺為主干，以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為網結，頗為嚴密。元代監察制度在整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賈建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