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遠，1950年2月出生于江西吉安，現任江西師范大學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歷史學科評審組專家，曾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江西歷史學會會長。主要著有《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明清江右商幫》《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大明嘉靖往事》《萬歷興亡錄》《國史通鑒》，廣受觀眾好評。
近日，明史學家方志遠先生攜新書《千古一人王陽明》亮相北京圖書訂貨會，本報記者就如何理解王陽明以及為王陽明立傳的心得體會專訪了方志遠先生。
了解王陽明，先了解他所處的時代
記者：作為明史學家，您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比如您研究過江右商幫，研究過市民文學，那么是一個什么樣的機緣使您決定要為王陽明立傳呢？
方志遠：我的家在江西吉安，我讀小學、中學的時候，吉安最寬敞的一條馬路就叫陽明路，但是陽明是什么人，我那個時候不知道。真正接觸王陽明，那是在后來讀書稍微多了一些之后，特別是1979年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問導師歐陽琛先生的一些問題，其中就有關于王陽明的。老師把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初發表的一篇文章《王陽明與大禮議》給我讀，我覺得很振奮，從此對王陽明就有了更多的關注，但是沒有認真去研究王陽明。
我碩士論文寫的是明代內閣制度，屬“制度史”，因為我的導師就是做明代制度史的。我做明代制度史大概做了有十來年的時間，這是我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階段。后來，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發生了學術興趣的轉移。1987年，當時的中國商業史學會組織學者編撰“中國十大商幫”，我有幸加盟，承擔了“江右商幫”即明清江西商人的研究與寫作。商業史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領域，連地方志都沒有讀過。但俗話說“有樣沒樣，看看世上”，于是讀別的學者是怎么做徽商的，怎么做晉商的，再看看系里的老師是怎么做地方史的。就這樣開始做江右商幫的歷史，也做了有十來年的時間。
到了45歲的時候，發現沒個博士學位還真不行，于是就去讀了文學博士，研究明代的市民文學，這是我學術生涯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也是一個偶然的機緣，我開始研究王陽明了。一位臺灣書商請我寫人物傳記，那個時候我也窮，想賺點稿費解決生計問題，大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給他寫了一本蘇東坡的傳記，取名《千古一人蘇東坡》，在臺灣出版的時候被改名為《蘇東坡外傳》，這是臺商為了吸引讀者的慣用伎倆，但我不喜歡。后來再讓我寫一個人物，我就選了王陽明。于是讀王陽明的文集，讀王陽明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1997年的時候寫完了王陽明的傳記，取名是《千古一人王陽明》，但在大陸出版時改為《曠世大儒王陽明》，我也不滿意。雖然如此，我對這本30萬字的傳記還是滿意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當時我對明代的研究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治史或制度史，第二個階段是商業史和地域社會史，第三個階段就是明代的市民文學。有了這三個階段的學術積累，再來研究王陽明，那跟其他人用文學的角度、用哲學史的角度等來研究王陽明是不一樣，因為基礎、眼光不一樣。
這一次的修訂再版，更注入了近二十年來對明代社會進程、對王陽明及其心學的最新認識和體悟。
記者：有的人研究王陽明是直接奔著王陽明而去的，您這三個階段的學術積累，實際上是先充分了解王陽明所處的時代，再對王陽明展開仔細的研究。
方志遠：我自信對于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比其他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寫蘇東坡、王陽明傳之前，我還寫過一本人物傳記，叫《成化皇帝大傳》。王陽明的出生和少年時代正是明成化時代。只有知道那個時代是怎樣的，你才能了解人物的遭遇。
王陽明28歲中進士，這一年是弘治十二年，也就是1499年。這一年同時出現了兩個偉大的人物：一個是王陽明，因為中了進士，從此之后他在體制內做官建功，但在體制外講學立言，你要知道那個時候的主流思想還是程朱理學，王陽明的心學是對程朱理學的直接挑戰，所以王陽明的心學起初被人們稱作“異端”。另外一個是唐寅，也就是唐伯虎。
唐寅比王陽明大兩歲，兩個人同一年考進士，唐伯虎是以應天鄉試第一的身份也就是“解元”的身份參加進士考試的，這是很了不起的，他當時比王陽明的名氣大得多。但是，由于有人檢舉他考前私下見了考官，所以被說是作弊，因此革除一切功名，不能做官，直貶吏。“官”和“吏”在明代有什么區別？明代人說男女青年談戀愛，海誓山盟，說是若要我倆來分離，“除非天變成地、東變成西、官變成吏”，可見，貶為“吏”是很嚴重的一種侮辱。從此之后，唐伯虎就在體制外玩藝術，也干出了一番事業，雖然唐伯虎是在體制外玩藝術，但是他恪守體制內的道德底線，“平生不掙作孽錢”。
這就是王陽明所處的時代，這是一個社會多元化的時代。你可以做工、可以種田、可以經商，可以從事文化藝術或其他一切有“買家”的事情，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時代。同時，人們的私欲也迅速增長。但總體來說，明朝的好日子剛剛開始。這一點我與一些學者的觀點不同，有的人說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明朝生了癌癥，王陽明就是來治癌癥的，的確明朝此時是有不少問題，但還沒有達到癌癥的地步，所以要對一個人物所處的時代有準確的把握，才能很好地定位一個人物，不要為了神化王陽明，而把一切說得一團黑。
不是什么時代都能產生王陽明
記者：您的新書用“千古一人”來評價王陽明，這是非常高的評價。
方志遠：這個“一”不是“第一”，而是“唯一”。我寫人物傳記，挑的都是我認為有意思的人，或者說是“好玩”的人。
第一個是明朝的成化皇帝，也就是王陽明出生和少年時代的那個皇帝。這個人很有個性，但是他不能叫“千古一人”。
第二個是蘇東坡，他在我眼里是“千古一人”，他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宋神宗有一次問別人，是李白厲害，還是蘇東坡厲害？蘇東坡是當代人，李白是過去的人，把一個當代人和過去第一大詩人比較，你就知道蘇東坡在宋神宗的心中是什么地位了。別人說，李白才高，蘇東坡學博。這個評價沒有褒貶之意，蘇東坡和李白都是屬于既有才又有學的人。那些反對蘇東坡的人，看不慣他一天到晚日子過得那么好，跑到哪里都有那么多追捧者，所以要把他弄到偏遠的地方去。到黃州去，到惠州去，到儋州去。但是，蘇東坡不管到哪里，都寫出那種滿眼是青山綠水的詩文，把那些反對他的人氣得要命。蘇軾是學不來的，李白也是學不來的，黃庭堅可以學，杜甫可以學，但是誰說要做“蘇東坡第二”“李白第二”，那就是胡鬧。
我寫的第三個人物就是王陽明，王陽明也是學不來的。我經常說，不是什么時代都能產生王陽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為王陽明的。我為什么說王陽明是“千古一人”，他在事業上、在學術上都能開出一片天地，他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能把事情做到極致，他孜孜不倦地尋求真理，孜孜不倦地把他的學術推向民眾。
王陽明是一個“作者”、一個“述者”、一個“行者”。王陽明“作”得其實不算多，但他也不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學問家，他永遠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也就是“行者”。我為王陽明立傳，也是首先將它定格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什么是社會活動家？就是學以致用，一個思想只有真正灌輸到民眾中去的時候，它才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否則只是學者書齋里的看法而已。如果純粹從經學的角度看王陽明，他的貢獻并不大，但是從學以致用的角度、從將學術輸送到大眾的角度、從知行合一的角度看王陽明，他確實是“千古一人”，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
朱熹也是很了不起的，但與王陽明相比，他沒有王陽明那么強烈的“初心”。王陽明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報效國家、服務社會。他是千方百計地要做這件事。這跟孟子所倡導的又不一樣，孟子倡導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朱熹也是這樣，我們很多學者都是這樣，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王陽明不是這樣，不管達還是窮，他都想兼濟天下。王陽明是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家族安危的，任何時候都有挺身而出的擔當精神。這就像孟子說的“舍生而取義”，文天祥說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說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