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東漢以來，“留犢”作為為官清廉的代名詞被世人傳誦，時苗也作為古代清官的典范被人們推崇。各地官員、百姓以各種方式紀念他、膜拜他；歷代文人、畫家作詩繪畫歌詠他、贊頌他；《蒙求》《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等啟蒙讀物崇其為標桿，教育后人；后蜀皇帝孟昶將其廉潔品德定為法規，頒令效行他。
時苗生于東漢末年，河北巨鹿（今邢臺市平鄉縣）人。魏郎中魚豢所撰《魏略》將其列入《清介傳》中。所謂“清介”者，即“清正耿直”也，其中的贊許、激賞和欽敬之意不言自明。到了宋代，史學家裴松之為《三國志·魏志二十三》作注時，依據魏本為其揮灑了320字。注曰：
“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馀，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
從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去官留犢”，不貪分毫，正是時苗風靡天下、青史流芳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時苗的家鄉和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安徽壽春（今淮南市壽縣）也都記載了這件事，或可與其相互補充和佐證。《順德府志》記曰：“初之官，用牛牽車至縣，歲余生一犢。及去留之，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也。初來無此，不可以歸。’”《壽縣志》則曰：“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儆，在官之日，不外觀，惟一牝牛，駕輕車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犢……吾不敢攜歸鄉閭也。民感其意，相送于道。”
盡管生離死別的小牛犢肝腸寸斷、哀鳴不已，盡管百姓萬分誠懇，甚至不惜“攀轅臥轍”力勸其將小牛犢帶走，但都沒有使“鐵石心腸”的他改變主意，毅然決然地揮手遠去，不帶走一片云彩。當時的人們都認為他太過偏激，有悖常理，可他卻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之事。那么，兩者之間何以會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認知呢？或許，“清介”的蓋棺之論可以助人窺知其意。
裴注曰：“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說時苗乘著一輛破舊的牛車，跋山涉水來到壽春赴任，簡單安頓即去拜訪治中蔣濟，因其揚州郡治所就在壽春，故而蔣濟是他的上級領導。新官上任，先來參拜上司，這既是“禮”，也是官場慣例做法。
讓時苗想不到的是，這個在他心目中可堪“頂天立地”的蔣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無法接見前來報到的下屬，讓滿腔熱情前來謁見的時苗頓時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他認為這不僅是蔣濟的無禮，也是赤裸裸的瀆職行為。于是憤懣不已的時苗回到縣衙，制作一個木人，上面刻有“酒徒蔣濟”字樣，將其放在墻角，每天早晚必引箭射之。盡管大家都認為他的行為不夠“君子”，但他絲毫不以為意，每天照射不誤。
后來，時苗離開壽春，“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己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這時苗除了為令，還擔任其郡的“中正”，這是品評鑒別官員優劣、平定官員等級的官職，為上司選拔任用提供依據，對官員的升遷有很大話語權。
這時的時苗仍然原則性極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鐵面無私，剛正不阿。哪個官員的缺點、私弊和短處，即便時間過去很久了，他的心里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決不會輕易原諒和放下。后來蔣濟擔任三公那樣的高官，時苗仍不改變自己的看法和態度，更沒有巴結和阿諛之意。
“教民有法”“廉守自儆”“令行風靡”“不肅而治”“攀轅臥轍”“相送于道”，等等，這些滿含敬意和正能量的詞匯，充分顯示出時苗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事實也正是這樣，“留犢池”“留犢坊”“留犢祠”“留犢祠巷”千百年不衰，這就是最好的說明。
時苗的清白、方正、耿直，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在東漢末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彌足珍貴。“時苗留犢”的背后，顯然是有壁立千仞、凜然難犯的“清介”為根基的，否則，無源之水必難遠，無本之木必難長。時苗的清介，無異于一面人生明鏡，在它的面前，歷代官員均可以此為鑒。（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