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媒體報道，云南省鶴慶縣草海鎮鎮長施某在黨政聯席會議上，通過了他提出的“未經鎮黨委政府同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查閱、調閱財務資料及涉密的、敏感的、內部掌握的檔案材料”決議，以此阻撓縣紀檢監察干部上門調查。最終，施某因14次濫發津補貼，受到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并降為一級科員的處分。
以“集體決策”之名對抗組織調查，施某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事實上，像施某這樣拿“集體決策”做“擋箭牌”的并非個案。從廣西桂平市林業局原局長楊某在領導班子會上集體討論向企業“伸手要錢”并獲得通過，到湖南常德市鼎城區自來水公司原負責人粟某、李某等人集體決策，違規為班子成員謀取私利，甚至變相不執行上級惠民政策、侵害群眾利益等，這些人以“集體決策”的程序正義之名，企圖掩蓋違法亂紀之實，結果自然是難逃黨紀國法懲處。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集體決策，顧名思義是匯聚眾智決策，這是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具體體現，是提升決策民主性、科學性的重要程序性安排。各級黨組織在進行重大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使用等“三重一大”議題，以及研究審議疑難問題時，都要遵循集體決策的議事規則，體現領導集體的意志，實現決策質量的最優化，找到問題的“最優解”。
然而，現實中，少數干部卻“念歪了經”，假借“集體決策”實現個人目的。有的以集體決策之名，濫發津補貼和福利，慷公家之慨，中飽私囊；有的領導干部決策“一言堂”，習慣于將個人意志強加于集體之上；還有的干部不愿擔當作為，針對棘手問題，借“集體研究”之名處理，看似集體負責，實則無人負責……如此這般，落實民主集中制就成了一句空話，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也自然難以保障了。
極少數干部之所以在“集體決策”上做文章，一定程度上源于“法不責眾”心理作祟。在他們看來，“集體決策”名正言順，就算出了事也是集體“背鍋”。這種心理，無疑會助長少數干部私心，讓其在決策中冒險“夾帶私貨”。而對一個領導班子來說，這種動機不純、以集體決策為幌子的違規決策多了，就難免搞小圈子、形成團團伙伙，讓一個地方和單位烏煙瘴氣，進而破壞政治生態，造成極其惡劣的示范效應。
集體違規，紀法難容。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借集體決策名義集體違規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同時，《條例》對違紀的黨組織也作出了相應處分規定。剛性的制度，劃出了權力的邊界。對于領導干部，尤其是班子“一把手”來說，需要增強紀法意識，時刻將紀律挺在前面，帶頭落實民主集中制。如此，集體決策才不會變形走樣，才能真正做到集眾智、定良策、謀發展。（孟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