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明初最負盛名的文士，無疑當屬宋濂，他不只文章好，為人為官都很成功，故而眾望所歸。
在古代，禮制享有崇高地位，特別是祭祀。每年冬至日要于國都南郊祭天，夏至日于北郊祭地，這兩項大祭一般都由皇帝親自主持，此外還要按時祭祀宗廟、山川等，這些國家大典十分隆重，也極其神圣。此外，各種儀式所用之樂律、不同身份所服之衣冠、國家萬民所用之歷法等，皆為古代禮制之重要內容。朱元璋將這些事情統統交給宋濂來負責，宋濂文化底蘊之深厚可見一斑。
史載，宋濂并非幸運兒，而是一個險些夭折的病秧子，“為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但就在這樣惡劣的先天條件下，宋濂竟能成就大器，其個中根由不能不令人驚異。
據宋濂所言，父祖的言傳身教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祖父宋守富是一個“性忠信，啟口露肝膽，不肯作世俗軟媚無實語”的人，是即是，非即非，有風骨，有原則。與人交往，一諾千金，富有愛心，深受族眾閭里尊敬。
宋守富曾語重心長地叮囑幼小的宋濂說：我們宋家有非常好的家風家范，我的爺爺為人寬厚，惻隱慈悲，以扶危濟困為平生最大樂事，但卻從來不欲人知，不求回報。我的父親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舍得施予自己的一切。由于經常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以致家徒四壁，蕭索非常。到了我這里，這樣的家風和行事方式，沒有絲毫改變，一切以先人為榜樣標桿，每遇事則捫心自問是否有所偏離，必俯仰無愧于天地方能安然入睡。你現在雖然還小，但也必須記住，做個有德行的好人是一輩子最為重要的事情。
宋濂的父親宋文昭也是個忠厚長者，心地善良，磊落坦蕩，無不可與人之言，無不可告人之事，哪怕“三尺童子亦待之以誠。”因此，人人皆為其點贊：“斯人無偽言偽行，當信之弗疑。”他言之切切，語之諄諄，對宋濂寄予厚望。他說：我家數代先祖，出了多名曠世大儒，道德文章受人景仰。我非常自豪，但又非常恐懼，害怕到了你這里，棄圣絕智，敗壞家風，愧對先人，以致我夜里都睡不好覺，輾轉反側，心不能安。看到有些人苦心孤詣，甚至不擇手段謀取良田美宅，給子孫留下海量財產，可是用不了多少年，就都敗光了，實可悲也，我不愿意這樣做。也有人不在正心誠意修身上下功夫，不在鐵硯磨穿、力追前哲上苦磨礪，卻熱衷于攀附鉆營，稍有得志，即貪贓枉法，為禍百姓，以致喪家敗身，辱沒先人，這樣令人唏噓感嘆的事我不會做。我希望你摒棄富貴利祿，一心向圣賢看齊，哪怕窮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也心甘情愿。“予所望汝者，為孝子，為悌弟，為良師儒，雖貧至骨無憾，但得州里之人咸指曰：‘吾氏有子矣！’吾之深愿也。”
宋濂一生行事，確有父祖遺風，他苦讀圣賢之書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不積私財，不置田產，真誠無欺，厚德載物。當朱元璋詢問宋濂群臣的優劣，宋濂只舉那些賢良之臣，并說：“善良的人與我交朋友，我了解他們，而對那些不善之人，我不了解他們！”朱元璋甚為滿意，極少夸獎臣下的他特作詩贊譽曰：“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章真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閑肯與佞人齊？”
對宋濂的一生，鄭楷中肯的筆墨尤其令人矚目，他這樣論之：“博極群書，而自處若虛；身備盛德，而守之如愚。名震當世，而謙退不居；泰非金馬玉堂，約非蔬食草廬。視外物之去來，同浮云之卷舒。”這是多么高的評價，若非修養達到極高境界是斷不會如此的。
大樹之所以能笑傲風雪，頂天立地，就在于其根足夠深，足夠壯，營養足夠充分。宋濂這棵“參天大樹”正是因為其父祖給予了他極其強大的精神養分，才使他枝繁葉茂，郁郁蔥蔥。“所幸袛奉誨言，立身行己，頗無愧怍于人，庶幾弗悖于府君之教者。”宋濂的自白之語，無疑真實印證了這一點。（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