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博物館里，收藏有人稱“救時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親書的“藩籬”碑碣。該碑碣長85厘米，寬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題款“大唐開元三年”，左下題款“姚崇題”，中間楷書“藩籬”兩個大字。這是時年六十五歲的姚崇在開元三年（715年）回陜州硤石故里時揮筆留下的，是目前全國唯一發現的姚崇手跡。
“藩籬”，《辭海》中的解釋是用竹木編成的籬笆或圍柵，比喻門戶或屏障；《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籬笆，比喻對事物的限制。姚崇以“藩籬”為喻，要求后人無論是做人還是為官，都要知道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要崇尚氣節、忠君愛國，做到公平、公正、誠信。
姚崇（651年—721年），字元之，唐朝陜州硤石（今三門峽市陜縣）人，五朝為官，三居相位，一生“以不貪為寶”“以廉慎為師”，勤勞職事，功勛卓著，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賢相，特別是為開創“開元盛世”立下了功勞而名留青史。
時人及后世之人對于姚崇的評價頗高。同為唐相的張說稱贊姚崇“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道：“唐世賢相，前稱房杜（房玄齡、杜如晦），后稱姚宋（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澤東在點評《新唐書·姚崇傳》時贊揚姚崇為“大政治家、唯物論者”，他贊揚姚崇進諫唐玄宗的“十事要說”：“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
姚崇一生三次為相，地位很高，但是以身作則，生活儉樸，清正廉潔，直至生命的盡頭。唐玄宗開元年間（713年—741年）正是大唐盛世，國家強盛，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社會上特別是官吏中厚葬成風，姚崇對這一風氣極為反感。臨終前他立下遺囑，說自己一生知止、知足，并寫了一篇《遺令戒子孫文》，要求薄葬。他是這么寫的：“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吾身亡后，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并要求子孫后代“汝等身歿之后，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縱觀姚崇留給后代的家風家訓，他認為“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冰壺是對，炯誡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他要求子孫后代事親至孝，不圖虛名；移孝為國，忠直任事；廉勤從政，以身作則；知止知足，不妄圖富貴；不斤斤計較，預分田產；提倡薄葬，節儉持家；謹言慎行，惟德惟賢。姚崇的家風家訓特色鮮明，沒有高談闊論，也沒有庸俗空洞的說教，寓意深遠而為后世傳頌，世稱“宰相家訓”。
好家訓澤被后世，姚崇的子孫把姚崇的家訓和遺囑，作為家族的“藩籬”，作為處世的“標準”，世代遵守，代代相傳。他們大多忠于國家，為百姓做事，彰顯了仁義之風。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姚崇的家風家訓不僅成為其家族傳承的道德規范，更是中華家訓中的經典，怡悅著人們的情志、陶冶著人們的情操、感化著人們的心靈，散發出無窮的魅力，彰顯出積極的現實意義。（劉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