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康熙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曾自撰《禁止饋送檄》示人：“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這句被譽為清廉從政的“金繩鐵矩”是張伯行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江蘇巡撫后總結出來的，在此之前，有位明代御史張津有類似的說法，張伯行應受到了張津的影響。
張津，字廣漢，號羅鋒，廣東博羅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進士。第二年，也就是弘治元年（1488年），授張津建陽知縣。
縣衙前的“戒石亭”內立了一塊大石碑，碑文為宋代黃庭堅撰的“官箴”，共十六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自宋代黃庭堅撰寫此官箴后，歷代傳承不絕。
縣衙大堂設有一副顯目的對聯，文曰：三尺法律，三尺神明，坐此堂，非任我作威作福；幾人歡如，幾人愁嘆，生欺世，當念彼同與同胞。
張津覺得這些還不夠味，吩咐屬下制作一個屏風，立于縣衙大堂入口處。張津親筆在屏風上寫下這句自己歸納的官箴：寬一分，民受賜一分；取一文，官不值一文。其意是說，官府對百姓要實行寬惠的政策，這樣才能造福于民。寬惠一分，百姓則受惠一分；為官者不能貪取一分一厘，方稱得上為官清正、廉潔奉公，如因貪而取一文錢，則官品不值一文錢。其反貪倡廉，可謂旗幟鮮明。張津把這幾句話作為自己為官的座右銘，像一面鏡子，每日觀看，提醒自己，自我約束，一舉一動都須不負百姓。
張津在任重視農桑，體恤民情，出行不坐轎，不鳴鑼喝道，不打“回避”“肅靜”的牌子，日間常身著便服穿著草鞋到鄉間看百姓耕種生活的情況。有一年，建陽因為鬧糧荒，市井米價大漲，許多百姓家中揭不開鍋。張津設法籌糧賑災，幫助百姓熬過荒年。又有一年，吳泰兒等率匪眾二千，洗劫浦城、政和諸邑，將及建陽。張津招募民兵，朝夕訓練，加強防范。到了建陽邊界，吳泰兒派出偵察的人回報：“彼邑有賢令，民樂為用，吾儕未可輕犯其境。”遂退去。
為防匪患，張津決定修復元代已被水毀的城墻，這是個大工程。張津親自督陣指揮，是時民眾鼎力，踴躍捐資，艱難備嘗，歷五載，畢其功。墻體青磚包砌，厚重堅實，上可行人走馬，高兩丈有余，蜿蜒千百丈。城門沿用元代舊名，東曰“景舒”，北曰“駐節”，新辟二水門：西門臨麻陽溪，曰“永寧”；東門面崇陽溪，曰“永安”。城門之上，城樓聳峙，以利守望，蔚為壯觀。
張津任建陽知縣七年，宦績受到朝廷嘉獎，升任貴州道監察御史。張津離任日，百姓依依不舍，遮道挽留。清朝建陽名宦祠建成后，張津列入其中，受邑人世代祭祀。
弘治五年（1492年），張津夜宿羅浮山飛云頂見日庵時，曾賦詩一首。見日庵，顧名思義，是看日出的好地方，張津寫道“須臾海色動，萬國迎朝曦”，“西北尚浮云，東南日繭絲。所愿答升平，功業愧未熙”，令人激動人心的日出時刻，讓張津生發出希望天下太平的宏愿，也讓他感慨自己功業未就，漫漫長路，正在腳下。
正德元年（1506年），張津任廣西巡按，均力役，禁橫斂，罷秕政，拊遠彝，并彈劾總鎮宦官韋經擅自轉移官府錢財。后來，他出任泉州知府，泉州自宋元時期開始，就是名聞中外的港口，每日貨物錢財進出無數，宦官劉瑾把持港口，從中漁利，郡邑不敢過問，唯有張津嚴肅處理，劉瑾自然懷恨在心，對張津造謠中傷，誣告他勾結奸邪朋黨，張津遂被削職為民。劉瑾事敗后，朝廷起用張津任寧波知府，時遭大旱，禾米歉收，他奏免郡稅十分之六，不久遷山東左參政使，郡人感其視民如傷，攔車不讓他走。
后來，張津受命巡撫應天諸府，當地官場素來就有的弊病，盤曲交錯，以致難于估量，張津細察搜剔，揭露無遺。有家僮仗勢作奸者，干犯官府，欺壓民眾。張津即行收訊，繩之以法。其時江南民力已竭，為休養生息，“自身始日取稟五升、薪數束，余悉裁免”。明朝江南經濟發達，而賦稅也最為繁重，有詔令免除江南拖欠租賦數十萬兩，工部以歲辦物料不宜免除而征收如初。對此，張津數次奏論，謂既有詔令在先，“不宜失信于天下”。又上疏言，織造內臣二人，歲計供應果蔬魚肉折銀乃至一千五百余兩，江南如此差遣又不止二人，宜當在水旱之時“請停織造”，以復蘇民力，否則亦宜痛力節縮，“俾民受寬一分之賜”。
張津雖位居顯要官職，愛惜民財如己膚髓，而自奉如寒士，奉公克己。一生不置田產，宅室皆編竹。在重病之中，還拳拳以職任為憂，不提家事一語，可謂大公無私。（李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