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盧懷慎傳》記載：“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唐代官員盧懷慎開元三年升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共同處理軍機大事。他自認為能力不如姚崇，凡事不敢擔當作為，一切事務都推給姚崇處理，被人稱為“伴食宰相”。
盧懷慎得此稱號是有緣由的。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余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說的是開元三年（715年），姚崇因兒子去世，告假十余天，以致政務堆積如山。盧懷慎對此無從決斷，惶恐不已，向玄宗請罪。唐玄宗說：“我將天下政事委付姚崇，只是想讓您對雅士俗人起鎮撫作用而已。”而姚崇回來，不幾日就將政事全部處理完畢。盧懷慎處理政務的能力自是不能恭維，唐玄宗也講得很直白。
史學界常為盧懷慎打抱不平，因為他歷經唐中宗、睿宗、玄宗三朝，“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余蓄，妻子匱乏”。司馬光也評價說：“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勠力同心，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
盧懷慎生前廉潔自律，生活儉樸，病逝后缺治喪之資，連塊墓碑都沒立，可謂是一輩子清廉謹慎，卻因擔當不足而讓“伴食宰相”之名詬病于世，可見自古以來在評判官員的價值標準上擔當與干凈是不可偏廢的。
當然，人各有其長也各存其短，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才是正道，唐玄宗一句“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可謂選人用人的高明之舉，也讓為官清廉的盧懷慎可以發揮其應有之用。
歷史上被視為伴食官員的其實不在少數。他們或偏重名節，或不越雷池，或處世圓滑，卻與敢于擔當、傾心作為的時代要求相背，如果以之為然并加以推崇，則屬誤導于世。
被稱為“三旨宰相”的北宋王硅，其文章氣魄宏大華麗，自成一家，受同僚共同推崇贊許，但居相位16年無所建樹，只起了個上傳下達的作用。他每次把部門的奏章呈送給皇帝時跪請：“取圣旨”；奏章閱批后跪接道：“領圣旨”；出宮時向有關部門答復說，“已得圣旨矣”。他事事依旨而行，鮮見擔當作為之舉。“三旨宰相”王硅文學方面的成就令人稱道，所作貢獻只是專門給皇帝寫了18年圣旨，編寫朝廷的典制策令，只知取旨、領旨、得旨，身為宰相如此作為不免令人恥笑。
為官避事平生恥，大事難事看擔當。從這兩個古代官員的為官之道看，不難得出一些現實啟示：當官意味著責任，更意味著擔當。如果在其位，不勝其職，或為官不為，都是一種失職瀆職。身為官員如果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處世圓滑不負其責，甘當懶官庸官，凡事交由上級作主，推給下級出面，生怕犯錯惹事，更怕挑重擔子，怕啃硬骨頭，奉行明哲保身當老好人，就不要奢談擔當作為建功立業了。歷史一再證明，只有埋頭苦干、勤政實干的人，敢于負責、勇于擔當的人，才能擔當重任、有所作為。
當然，為官一任，單純干凈清廉，但能力不足也是難以干事創業的。正如清廉有余而擔當不足的盧懷慎，需要鑒其不足，補其之短。既要懷一身正氣，又要練一身武藝，既要樹人格形象，又要強干事本領，才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成為那個時代的脊梁。（王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