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化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儒墨同顯，一致百慮，對立互補，相反相成。墨子先學儒，后覺察儒學缺點，自創墨學，非儒反儒，補充改造儒學，提出兼愛等人文學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學有“當而不可易”（正確而不能改變）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與儒家分庭抗禮的學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愛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盡心上》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提倡全人類兼愛交利，即使從頭到腳，被磨成粉末，只要對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這種損己利人、大公無私的精神，突顯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貴品格。孟子對墨子精神的贊揚，影響深遠。
西晉魯勝《墨辯注序》說：“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維表達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辯論模仿墨子慣用的歸謬反駁法。《孟子·告子上》說：“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是墨子應用歸謬反駁法的標志詞、慣用語，曾用來說服魯班與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傳承發揚。《孟子·梁惠王上》說：“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孟子歸謬辯辭，比喻生動，膾炙人口，眾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維表達范例。
儒墨之學，各有所長，舍短取長，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國良方，是司馬遷和班固等史學思想家對儒墨學關系的標準定性，是今日認知判斷儒墨關系的正確指引。
二
從公元前五世紀墨子推出《兼愛》等重要論文，到前三世紀后期墨家《墨經》六篇，歷時近三百年的學理積淀，墨家學人從十多個角度，闡發兼愛學說的深層意蘊。墨家“兼愛”論題的論證，強調全人類的共同本性和愛的整體性、普遍性、徹底性、窮盡性、交互性、平等性與不可分割性，強調兼愛是人類善良的理想愿望和奮斗目標。
墨家“兼愛”，又稱盡愛、俱愛、周愛，強調不分民族、階級、階層、等級、親疏、住地、人己、主仆、時代等所有差別，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人，都包含在“兼愛”的范圍。
墨子“兼愛”講“仁義”。《兼愛下》說：“兼（愛）即仁矣，義矣。”《墨子》講“仁”116次。“仁”指愛人，仁愛指所有人相互親愛。墨子“兼愛”論題的理論基礎，是全人類的共同人性論。墨家肯定全人類必然具有共同的本性。《辭過》說：“凡回（運轉）于天地之間，包于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主張“愛無差等”（兼愛），反映手工業行會成員間平等互助的樸素愿望，明確提出全人類共同的人性論、人格論和人權論。墨家“兼愛”學說，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
墨子“兼愛”論題的命題含義，是“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屬“應然”的道義邏輯，是“道德義務”范疇，不屬“實然”的真值邏輯（真勢邏輯和事實邏輯）范疇。《墨經》列專條舉例證明，畫龍點睛，一語道破“道義與真值”兩種不同邏輯的本質區別。
《墨經》用論據“有人不黑”，反駁論題“所有人黑”，推論有效（宜）。因論據、論題都關乎事實，合乎真值邏輯同一律的規則。用論據“有人不被愛”（如盜賊、攻國者），反駁論題“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兼愛），推論無效（不宜）。因論據關乎事實，屬“實然”的真值邏輯范疇，論題關乎理想，屬“應然”的道義邏輯范疇，不屬“實然”的真值邏輯范疇。邏輯系統不同，推論形式規則相異。
三
秦漢學界，儒墨對舉，孔墨并提；漢后至清，墨學衰竭。
作為墨子“兼愛”理想深刻理論基礎的全人類共同人性論，不符合宗法等級制的要求。“兼愛”理想，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無法實現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論假設。
儒家“愛有差等”，適應宗法等級制要求，隨血緣親疏遠近，施愛厚薄不同，其人性論的理論基礎和靈魂，是“親親尊尊”的“血統論”，是“中世紀”漫長宗法等級制社會的主流統治思想。墨子堅決反對儒家“親親尊尊”的“血統論”，主張“可學而能”的共同人性論，是科學的認知理論（認識論），認為知識由后天學習得來。《尚賢下》說：“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只憑血統高貴，治理國家，不通過學習，獲得智能，“此譬猶喑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就像叫啞巴當外交官，聾人當樂隊指揮，必然越治越亂。
孟子辟墨，攻擊墨學“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辟”即驅除、屏除、排除。宋陸游《雜興·孟子辟楊墨》詩說：“孟子辟楊墨，吾道方粲然。”“伐木當伐根，攻敵當攻堅。”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鮮亮發光。
《兼愛上》說：“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墨子明說“愛父愛君”，從未提倡“無父無君”。孟子攻擊墨學“無父無君，是禽獸”，“率獸食人”，罔顧事實，不講道理。
孟子的攻擊，演變為“中世紀”兩千年封建官方打壓墨學的“霹靂”，匯聚為墨學中絕的強勢外因。《四庫全書》收入儒者著作，有二十四卷二十五處，長篇大論，恣意發揮，無限上綱，誣蔑“墨氏兼愛”，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認為洪水猛獸之害，見于一時，墨學兼愛之害，起于無形，遺禍永遠。漢至清兩千多年，封建國家機器匯聚辟墨洪流。
孟子攻擊墨子，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被視為對墨子的政治結論和人格定性定位，絕無翻案平反的一絲可能條件。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之中，儒學界把孟子辟墨奉為金科玉律、真理標準，是典型“以權威為據”和“以眾取證”的謬誤，充斥心理相關型和論據空缺型的詭辯。
在極端惡劣的政治語言環境下，若有人為墨子說一絲公道話，與儒家傳統議論些微不合，即刻被株連定性為“異端邪說”，猛遭圍剿撻伐。
清汪中（1745—1794）幼年孤貧好學，1780年35歲得“生員”（秀才）頭銜，為“選拔貢生”。汪中搜集墨子論述，作《墨子序》，推崇墨學，說墨子是救世“仁人”，批評孟子誣枉墨子“無父”。汪中在《墨子序》中說：“彼（指墨子）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睹《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墨子兼愛，是教育天下作兒子的孝順父親，孟子說墨子兼愛為“無父”，顯然是冤枉墨子。“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于不相為謀而已矣。”孔、墨、孟三子，因道不同不相為謀，純屬正常。汪中這兩句合乎人情事理、并無不妥的話，竟引來官方儒者翁方綱羅織罪名，猛烈攻擊。
翁方綱是乾隆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鴻臚寺卿，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四庫全書》八處提到翁方綱。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五說：“有生員（秀才）汪中者，則公然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愛無父’為誣墨子，此則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方授楚說：“當時所謂‘名教之罪人’，重則足以砍頭殺身，以此歸罪汪中，足見其形勢之嚴重。”
在當今不同文明互補互鑒的全新時代，辨識墨子兼愛學說的精義，記取孟子不當辟墨的歷史教訓，探尋墨學中絕的動因，推進儒墨學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是歷史賦予當代學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學界應攜起手來，努力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儒學研究和墨學研究交流合作，開辟儒墨學兼容創新的新局面。（孫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