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慎行》中寫道：“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意思是說，君子謀劃行動時考慮的是道義，小人謀劃行動時謀求的是利益，結果反而不利。如果有人懂得不謀求利益實際上就包含著利益，那么就可以與他談論道義了。在這段關于義利關系的論述中，作者主張義先于利，凡事不應以財富、利益為出發點，而應該以道義、仁義為著眼點。
歷史上，許多清官廉吏、賢者達人都深諳“不利之利”的道理。據《呂氏春秋·異寶》記載，孫叔敖病危，臨終前曾告誡他兒子：“楚王多次想給我封賞，我都沒有接受。我死后，楚王定會封賞你。到那時，你切不可接受肥沃的封地。楚國和越國之間有個寢丘，這個地方土地貧瘠，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畏懼鬼，而越人迷信鬼神和災祥。所以，能夠長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這塊土地了。”孫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想把肥沃之地賜給他兒子。孫叔敖的兒子堅守父命，并請求楚王將寢丘封給他，所以一直不曾失掉這塊封地。孫叔敖勞苦功高，卻能做到不以利為利，實質上是參透了義利關系之后的一種理性選擇，也是一種從政的大智慧。
不利之利，表面上看似吃虧，實際上收獲的卻是道義之利、正氣之利。明代刑部尚書林云同臨終前告誡子孫：“無他言，爾等只要學吃虧。”林云同平生嚴以律己，淡泊名利，奉行“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的為官之道。他任浙江左布政使時，在玉金箔案中，首犯已判死刑，有人賄賂宰相夏言，轉請巡撫尋求免死。攀榮附貴、見機獲利的絕佳時機擺在眼前，林云同卻正色道：“官可免，此囚不可出。”在道義和私利之間，林云同選擇了道義。
利多傷身，名高致禍。明代吳麟徵在《家誡要言》中講：“身貴于物。汲汲為利，汲汲為名，俱非尊生之術。”在他看來，如果一味追名逐利，陷入名利的牢籠不能自拔，不僅會迷亂心智，甚至還會招來禍患。正如王陽明所說：“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仇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個中道理，應當深思。
許多老一輩共產黨人對義利之辨有著獨到而深刻的理解。“革命者的遺產不是金錢，而是革命精神。”這是朱德教育子女的一句名言。朱德生前不止一次對孩子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死后，你們沒有什么可以繼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國家的。我所用的東西，都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就是屋里掛的那張毛主席像，你們可以繼承。我的那些書籍你們可以留著讀。”朱德去世前，還把僅有的兩萬元存款作為黨費交給了黨組織。朱德沒有給子女留下豐厚財產，卻留下了比金錢更寶貴的精神財富。
清修勝富貴，淡泊得真味。面對利益的紛擾和誘惑，黨員干部要深思熟慮、明辨義利，習得“不利之利，方為大利”的智慧，涵養“心不動于微利之誘，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定力，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余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