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廉吏袁黃（1533年—1606年），號了凡，浙江嘉善人，以《了凡四訓》享譽四海，是傳統善學的集大成者。他考中進士后出任寶坻（今天津寶坻區）知縣，全身心投入當地各項建設，勤廉愛民，為民謀利，績效卓著，徹底改變寶坻面貌，成為地方治理的典范。
袁了凡帶著敬畏心上任，履職之初便至城隍廟，藉由祭祀向神明發誓而描繪了其施政藍圖。他在致友人書中，還用“上報朝廷，下酬知己，無負生平報國之心”來明志。為此，他擬定用以自警的《當官功過格》說：“申請蠲免，使地方得受實惠，算三千功”，“加派增糧，算千過”，“聽訟能伸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誨誘頑民，平其忿心，使之無訟，算十功”。他把每日所做之事，用正負數字標示善惡，毫不遺漏記錄下來，以自省自律，改過遷善。
他還提議“每人各置一籍，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惡，隨手記之，月終一會，出簿互觀”。經其身體力行地倡導，《功過格》遂盛行于世。寶坻官民評價，他以清廉儉樸要求自己，以慈和仁愛對待百姓，以恭敬謙遜對待上級，以光明正大和睦同僚，以禮儀法度訓教生員士子，以賞罰分明管理縣吏差役，以至真至誠感動天地。
袁了凡任知縣之初，連年水災造成全縣饑荒。他把救災濟困作為“急務”，用自己的薪俸來抵償賦稅。他及時申請開倉放糧，摸清貧困孤老的生活狀況，分出輕重緩急，因人因戶分別救助，并要求官吏親自發送，嚴禁克扣。
袁了凡以民眾之心為心，所作所為皆利民惠民。他遍訪鄉里，關心百姓疾苦，饑時給糧，寒時送衣，遇到賣兒女者，他捐銀贖回。他體恤民生，重視生產，勸農興農，輕徭減賦，弛禁緩刑，為百姓脫厄解困。他疏通河道，筑堤防澇，因勢利導，變水患為水利，并引來優良稻種推廣，為無數百姓開啟救生之路。
袁了凡躬行教化，是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的典范。他總是說自己所做，做自己所說，凡是要求別人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廉潔奉公、克己愛民，以其實際行動影響周圍的人。他平易近人，不尚威嚴，卻不失威信。他盡職盡責，加強吏治，既嚴格要求下屬，強化其責任心，又如朋友般關心體貼，時常教導，給予愛護與賞識，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使袁了凡與同僚保持著良好關系并贏得其信任，也使寶坻官員的整體面貌和行政狀況得到改善。
二
袁了凡為官以清廉為原則，常告誡同僚：“大抵人生財祿，原有定數，貪者枉自穢污，而終身不能得一毫非分之物，廉者落得清修，而終不失吾命中所有之財”，故“我輩既號同心，各當砥礪名節，以清廉自誓”。他力行節儉，對日常生活有詳細規定。如，約定每次宴會，只備五樣菜，不許宰殺牲畜，“隨時鮮果，或用一二，不得過豐”，倡導談詩書禮樂，或商討解決民間疾苦，不說他人是非和鄙俗之事。
縣衙附近原有熟食店，多有顧客在此購買用于打點府吏，由于他清正廉明，對案件隨察隨結，沒有積壓，以至于客戶稀少，后來店家只好轉行。著名思想史學者朱鴻林教授指出，袁了凡首先是一位“廉吏”，在他身上集中體現出歷代先賢的民本思想、明德之志、勤勉精神和廉潔操守。他的為政風格，可用一個“廉”字來概括，廉惠、廉能、廉明、廉直，這是其成功之道。
袁了凡極為重視司法和獄政，但他的公堂十分冷清。《寶坻政書》載：“先生慎用刑，常終日不笞一人，經月不擬一罪……民有犯罪者，必反復曉諭，令其悔悟自新。”雖“常終日不笞一人，經月不擬一罪”，但他要求凡遇訴訟，應當從速審理，“一人在獄，舉家不寧，故犯人不可輕系”。他審理訴訟，秉公斷案，為冤枉者開解，得再生者數十人。他對罪犯不嚴刑逼供，而是教導向善，諭之以理，責之以義，使其發自內心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他常給獄囚講行善得福、作惡得禍的事理，犯人聽后感動得淚流滿面。袁了凡審慎用刑，注重以儒家倫理教化民眾，甚至悉心照料囚犯的飲食起居。
上述做法很快收到奇效：他來寶坻第二年秋，連日大雨導致監獄屋墻倒塌，而囚犯們相互勸誡守法，竟然無一人逃逸。當他離任時，剩余囚犯相繼脫罪無一在押。寶坻在其治理下，以往弊政得以消除，監獄一空而倉庫積存增長二十多倍。縣內經濟復蘇，附近流民紛紛來落戶，文化教育亦大為改觀，呈現出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全縣“官民和諧，情同一體”。
袁了凡上憂國事，下懷黎民，以德治民，依法行政，革除積弊，深得民心。很多人家供奉其畫像，每日供飯上香，用敬神一般的禮遇表達對他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離任時，除了幾大箱書，身無長物，幾乎沒有路費。父老鄉親十里相送，絡繹不絕，從早上拜別到晚上，船還無法啟航，場面感人。他離開才十天，當地民眾追思感恩不已，自發籌資出力為其修建生祠，祭祀不輟。一百五十年后，清代寶坻知縣洪肇楙見百姓對袁了凡仍念念不忘，深受感動，重修祭祠，盛贊他“一疏奏可，萬戶生春”。袁了凡“在任五年，賢聲赫赫”，有口皆碑，受到二十七次舉薦，朝野都對其特別關注。隨后他主事兵部，奉命抗倭援朝，扭轉戰局。
三
袁了凡的事業與精神，亦可啟迪當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
吳文新、朱康有教授著《〈了凡四訓〉與共產黨人的信仰自覺》，從分析袁了凡的道德修養入手，結合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論述新時期共產黨人的信仰自覺這一重大課題，極具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該書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研究”子課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階段性成果。中央黨校王杰教授為該書作序，他認為：“黨性教育就是共產黨人的‘心學’，這一論斷隱含了對傳統美德的資鑒……把黨性修養與具體的生存境況結合起來，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與內向式的‘反求諸己’，即改造自我融為一體，打成一片，始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心學標準。深入挖掘《了凡四訓》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之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不僅對普通人優化生命運動、掌控自己命運有借鑒價值，而且對共產黨人強化黨性修養、形成信仰自覺有借鑒價值。”
袁了凡的思想不僅對當代中國人有著現實意義，其影響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他的善學思想及其善政實踐，是廉政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筆，值得大力研究和弘揚。我們應以辯證觀念汲取其不朽精華，昭明其人性光輝，使之成為構建新時代文化的正能量。（趙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