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修水縣（清代稱義寧州）寧州鎮竹塅村，有一座名為“陳家大屋”的古宅，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如今這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兩百多年來，這里孕育出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陳封懷等五位杰出人物，世稱“陳門五杰”。這個在山旮旯里的人家，為什么能培育出這么多杰出的人才呢？走進“陳家大屋”，赫然寫著“鳳竹堂”三個字的匾額，或許是答案所在。
“鳳竹堂”，由陳氏先祖陳騰遠所取，為“鳳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節”之意，旨在訓導陳氏子孫仰鳳凰之高風，慕勁竹之亮節。鳳竹之風逐漸成為了義寧陳氏一族浸入骨髓的家風傳承。
鳳凰象征高潔，在《莊子·秋水篇》中，莊子說鳳凰“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同時，鳳凰又是人才、學識的象征，如漢語中用鳳毛麟角、龍翰鳳雛等形容稀缺的人才；而竹常常被引申為君子，象征著虛懷若谷、高節清風、堅貞不屈、昂然高挺的高尚品格。義寧陳氏將鳳與竹的品質融合在一起，以儒家君子“仁”的思想為引領，進而內化為一個家族好學包容、尚德淡泊、愛國守節的鳳竹家風。今天，當我們追溯義寧陳氏家族歷史時，可以發現這種融合內化、持續傳承的痕跡十分明顯。
篤實好學
翻開古今中外眾多文化世家的家族史，他們無不有著異于常人的好學精神。
義寧陳氏亦即如此，他們遵循以詩書立門戶的祖訓，從遷入修水開始就十分強調辦學興才。陳寶箴的祖父陳克繩在護仙源（陳氏遷到修水時第一個落腳點）時，剛剛立穩腳跟就創辦了家塾仙源書屋。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陳克繩主持四房分家，在分關文書中，為了鼓勵族中子弟讀書，對志向科考者予以重獎，可以說，陳克繩的這些舉措，促進了義寧陳氏由單純的“耕”到“耕”“讀”結合，古人常說耕讀傳家，就是這個意思。
陳克繩的第四子陳偉琳，則積極參與地方公益事業，推母及人，用精湛的醫術施治鄉里，視朋友如至親。到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時，他們視野開闊，順歷史大勢而動，開眼看世界，既站在維新變革的潮頭，又反對脫離實際的冒進。這三代人逐漸將義寧陳氏的影響力由地方推向全國，而篤實好學的精神，絲毫未被家族擴大的影響力損害。
到了陳寅恪這里，在他身上尤其能夠體現義寧陳氏篤實好學的傳統。陳寅恪幼時，即遍讀古書，文學基礎深厚；青年時，他游學多國，在柏林讀書期間，和一些人外出留學只是為了鍍金裝門面不同，他和另外一名求學者傅斯年潛心學習，每天趕早買少量便宜面包，在圖書館一坐就是一天，常常整日沒有正式進餐，也正如此，他和傅斯年被同學們戲稱為“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由于常年用眼過度，到了晚年，陳寅恪的視力越來越差，甚至引發了左眼視網膜剝離。雖如此，陳寅恪深邃的眼眸中依然閃爍著智慧，他的包容心讓他打開一扇又一扇窗戶，透過它們，看到的是學問的浩瀚大海。陳寅恪一生博覽群書，又通識世界各國文化，不僅通曉英、法、俄、日等十四種文字，而且對語言學、人類學等亦十分熟悉，這位史學大師著作等身，而在其著作中又處處體現了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理念。
然而，篤實好學的精神，假若僅在陳寅恪一人身上體現，則義寧陳氏不足為吳宓口中的“文化貴族”，其兄長陳衡恪及侄陳封懷亦堪為楷模。
陳衡恪是成就卓然的藝術大師，十分善于觀察生活，向生活學習。一次，他與魯迅等友人在街上行走，旁邊經過一個結婚儀仗隊，陳衡恪認真觀察，不知不覺離開了同伴，魯迅等人發現他不見后便回頭尋覓，發現他正緊跟花轎，于是大家都笑話他看新娘子入迷了，但不久之后看到《鼓吹手》等風俗畫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在畫紙上活靈活現，大家才明白過來他的畫之所以高明，不僅在于其精湛、靈動的筆法，更在于有一種較真的工匠精神。而被譽為“中國植物園之父”的陳封懷，一生致力于研究植物，將在國外學習到的理論帶回國內，融入東方傳統園林之美，成功創建融合東西方風格的廬山植物園等。
正是因為篤實好學，又具包容之心，才使他們在不同領域開枝散葉、各領風騷。
淡泊名利
為人者，當以德行第一，其次為才學。作為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家族，儒家“君子喻于義”的思想已經融入義寧陳氏的文化內核之中。
陳氏先祖陳騰遠“重信義、輕財賄”，兒子陳克繩“用孝義化服鄉里”，對公益事業慷慨大方，陳偉琳則樂善好施，告誡陳寶箴“成德起自困窘，敗身多因得志”，陳氏先人對仁德的親身實踐，深深影響著后人。
陳寶箴記住了父親的箴言，一生淡泊，兩袖清風，他所任之處均善施仁政、重視民生，將尚德精神融入施政理念之中。
陳三立秉承祖志，不愛虛名、不攀權貴，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進士，授吏部主事，本應進入被他人艷羨的仕途的他，當看到“蓋廷臣泄沓于內，疆臣顢頇于外，萬事墮壞”時，對清朝官場的腐化極為痛心，毅然辭職，回到湖南，協助父親在湖南推動現代化的事業。這是青年時的陳三立，晚年陳三立依舊不改其志。1932年9月，陳三立在廬山慶八十大壽，許多友人前往祝賀，其間同在廬山的蔣介石也派人送來壽禮“千金”，然而陳三立卻“峻拒不納”，完全不懼亦不攀蔣介石之地位、名氣。他的好友、曾執掌商務印書館多年的張元濟日后有詩稱贊：“銜杯一笑卻千金，未許深山俗客臨。介壽張筵前日事，松門高躅已難尋。”
前輩如此，后輩亦不負眾望。作為“恪”字輩的族中子弟，陳衡恪、陳寅恪兄弟二人，不僅才識出眾，而且人品高尚，時時謹承重德才輕名利之風。陳衡恪在北京居住時，有一位叫潘馨航的先生，對他的畫十分欽慕。一次，潘先生登門請陳衡恪作畫十六方，那時定的潤金為每方一元，共計十六元，但潘先生認為定價太低，便給了二十元。陳衡恪不愿多收，他說：“我的畫論價或許不止賣這些錢，但潤例既定，說按規定收取，我一文也不會多收你的。”陳寅恪潛心學問，在海外留學多年，由于其不重學位之名而重學識之實，常常惜時如金，用事半功倍的方法學完自己想獲得的知識，無論畢業與否便輾轉他處繼續學習新的知識，當他回到祖國時，竟連碩士、博士學位都未取得，為此，人們說他“是一位真正無頭銜的教授”。
愛國忠信
小孝奉親，大孝愛國。義寧陳氏多人青史留名，既得益于其先祖陳騰遠留下的以孝悌為根本的家規祖訓，也正如陳封雄所說，得益于“一脈相承的堅貞不屈愛國主義思想和高尚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加上各自奮發不懈的進取精神”。
我們說，當一個民族越處于危難之中，便越能檢驗國人的愛國之心。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誕生的一百多年間，戰火紛飛、民生凋敝，“陳門五杰”亦生活于此時期，憑其一家之才學、家產，或可逃離亂世去到和平之處，然而他們卻選擇與祖國共存亡。
陳寶箴謹記為官者要胸懷天下之道義，常常自問：“是否愛民之心不誠，除害之心不切，有生心害政之事，致釀殃民之禍，中夜彷徨，如刺在背。”他深感國力衰微、民族危難，為救亡圖存，在自己任官的湖南推動現代化進程，希望“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之根基”，以讓國家有所依靠。
陳三立、陳寅恪父子面對日偽軍的“糖衣炮彈”時，始終堅守君子之節。1937年8月，日軍攻占北平，由于陳三立名望極高，日本人“欲招致先生，游說百端皆不許，說者日環伺其門”，陳三立十分憂憤并嚴詞斥逐，后絕食五日，于當年9月14日殉國。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后，陳寅恪一家困居于此，一時糧食奇缺，日偽軍知其通曉日語，又是著名學者，便對他十分“優待”，不僅在他家門口貼上記號禁止日軍騷擾，而且還送大米、面粉給他，但陳寅恪寧可典賣衣物，也絕不接受所謂“饋贈”，毅然將物品扔出門外，后來，日本人還想“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又被他斷然拒絕。由于不堪其擾，又心憂祖國，陳寅恪便帶領全家離開香港，在海上，他慷慨陳詞：“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
而作為“封”字輩杰出人物的陳封懷，在外留學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卻始終有一顆中國心。1936年，陳封懷在英國取得碩士學位，其間英方以植物研究無國界為由挽留，出于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他拒絕道：“報春花發源中國，我的根也在中國。”陳封懷毅然回國，積數年之力撰成的《中國植物志·報春花卷》獲得1993年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而這一年，他與世長辭。
松骨竹苞，高風亮節，義寧陳氏五位杰出人物身上散發出的精神特質，既是對家族文化的繼承，更是對中國傳統美德的發揚。他們秉承著的鳳竹家風，不僅影響著陳氏的后裔，也影響著景仰、贊嘆他們的世人。（黃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