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榜是寒窗苦讀多年的士子們最關心的一個環節，上圖是刊載于晚清著名畫報《點石齋畫報》上的《南闈放榜圖》，展示了光緒十七年（1891年）江南鄉試放榜的情況。錄取榜文除了貼在考場外墻上，在考試之后，往往還要刊布登科錄，如右圖所示《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登科錄一般有前序后序，記載本科考試官姓名官職、本科考試日程、錄取考生的詳細信息、本科考試題目等，由于登科錄詳細記載考生的家庭出身，因此成為了研究古代社會流動及社會變遷的重要材料。
一
在明代《鄉試錄》《會試錄》中，存有大量考官所寫之序。在這些“序”中，考官對士子扣好入仕第一粒扣子，充滿期許，也心懷憂懼：“持有司尺寸之度，求之語言之末，則又臣之所竊憂焉。”（張治《嘉靖二十九年會試錄序》）作為考官，代表朝廷選錄士子，既是榮耀，更是責任：“雖然人榮之，則必有以責之。”（何元述《浙江嘉靖十三年鄉試后序》）那么，他們憂懼什么？
懼己失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浙江鄉試，林祥應荊茂之禮聘，以典文衡。在《序》中，他坦言：“誠欲自效，以少逭（意為逃避）尸素。其或私以隳行，怠以荒業，非惟失人，抑先失己，祥不忍為也。”行私怠業，則先失己。失己就成了尸位素餐之人，如此必失人，無法為國選得英才，故考官因失士而如臨深谷。為排憂解懼，他把解剖刀首先指向自我，也即不“失己”方可得人。
懼士違文。考官之懼，除來自對自身的審視外，也心憂士子的文行不一。明代科舉以文取士，考官因文薦人，而以文觀人，或文如其人，若陸贄得韓愈，歐陽修得蘇軾、蘇轍；或文飾其人：“其達之詞也，未必皆若其所存也。是故躁而詞莊，貪而詞介，暴而詞溫，懦而詞勁，冥而詞昭，是將循奚道以決之？今惟其文取耳矣，庸知其中無前所云若人也？”（蕭萬斛《嘉靖二十五年廣東鄉試錄后序》）所以，文如其人，則因文取士，得人必正；文飾其人，則因文取士，得人必奸。
那么，考官是通過哪些做法來減免“失己”的呢？概而言之有三。
首先，秉持公心。私與公反，公行則私退：“（邵）玉等忝竊甄別黜陟之柄，尤各凝神注思，徯俟簡閱，而不敢玩視忽取，是蓋同一薦賢為國之公心。”（邵玉《天順三年江西鄉試錄序》）審閱士子之文，考官態度若漫不經心，“玩視忽取”，必使黜陟顛倒，賢才旁落，致掄才大典蒙羞。
其次，簡拔謹嚴。明代士子，五經皆涉，但有主次之分，如洪武四年（1371年），第一甲吳伯宗、郭翀、吳公達分治《書經》《春秋》《詩經》，考官“遂議分經而考，復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遍觀，而后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宋濂《洪武四年會試紀錄題辭》）又如正德二年（1507年）江西鄉試“分經較卷，范璟、胡崇易、郭懿較《易》，范邦彥、陳允諧較《書》，周瀾、熊永昌、吳彰德、潘中矩較《詩》，范魯較《春秋》，（田）禎則較《禮記》，而又與范邦彥總較各經焉。其較閱亦可謂精矣。較后而定去取，本之初試以取其經學之醇，參之再試以取其識見之博，又參之三試以取其時務之通敏。”（田禎《正德二年江西鄉試錄序》）這種出題、較卷，既考慮士子、考官的治經偏好，又兼顧考官分較與總較的有機融合，而定去取，“黜者復覆視”，初試、再試、三試的相互參之，使簡拔謹之又謹，凸顯了考官“以人事君”的忠誠態度。
第三，問心無愧。考官秉持公心、簡拔嚴謹之后，是否就能減免“失己”之過呢？答案是否定的。“心力自謂己殫，第患學識目力之未至耳。”（韓宗堯《弘治十四年江西鄉試錄序》）心力已盡，而學識目力未至，則或有遺珠：“然以蘇軾反遺李廌，歐陽修誤取劉輝，況區區藻鑒之下，安能保其去取一一之當耶？第求諸心無愧而已。”（田禎《正德二年江西鄉試錄序》）因此，對職掌文衡的考官而言，只要盡心盡力盡責，問心無愧，便是“懼己失士”的最好沖銷。
二
得人正，考官無憂；得人邪，考官存憂。那么，明代考官又是如何直面“文飾其人”的呢？簡言之，以“三不負”來期許士子。
不負其生。士生有地，地有先哲鄉賢，故先哲鄉賢之流風遺韻，不應棄之如敝屣，而應勤勉“自式”，“夫生堯舜之鄉，學堯舜之道，讀堯舜之書，而不知自式焉，負其生者也。中有司一日之式，而用則異觀，是背其式而負堯舜者也。”（李應陽《正德十一年山西鄉試錄序》）
不負作養賓興之舉。明興，最高統治者興建庠序，“延禮學官，以長育賢才”，以至溟渤之陬的瓊南，也有華夏之風，“山川效靈，人文勃勃乎增煥矣”。（楊乾知《嘉靖四十三年廣東鄉試錄后序》）士學有成，則三年大比，舉于鄉闈，升于春官。因此，“躬逢文明之運，居之有所，肄之有業”（孫芝《正德十一年江西鄉試錄后序》），升之有制，士切不可負明時而逆盛舉，當思朝廷“所以作養之意，自靖自獻，大而建上宰，司調燮以輔養君德。次而職群牧，撫字休養，不失民望。培元氣，壽國脈于無疆，斯不負所舉矣”。（吳譽聞《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后序》）
不負所學。明代科舉，第一場題目出自“四書五經”，這種導向強化了儒學對士子的陶鑄。在考官看來，“四書五經”，皆“圣賢經綸之跡，其道極于天地，通于神明”（顧鼎臣《正德十一年順天府鄉試錄后序》），故士子誦其言而通其意，不僅要“始于誠身，終于擇物”，而且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舍此，則遺本逐末，嫻于詞章，務枝葉，失本根，“或選懦而無為，偷惰而隳事，置所學為媒祿之虛談，視所習為紙上之陳跡，于朝廷之所付托，斯民之所仰望，漫不之省，則已深負儲養簡拔之意矣”。（黃奎《成化二十二年山西鄉試錄序》）
“文也者，言乎是者也。試也者，取乎是者也。錄也者，將以征乎是者也。”（黃秩《弘治十四年江西鄉試錄后序》）《鄉試錄》，被譽為“賢書”。賢與不賢，不是僅停留于紙上之書寫，而是有待乎將來之驗證，即“名與實符，文與事合”（黃奎《成化二十二年山西鄉試錄序》），因此，士登賢書，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常懷“觀其名而思不負其所舉，觀其地而思不負其所生，觀其文而思不負其所學”之念（王華《弘治十一年順天府鄉試錄序》），并以此激勵自己，斯可有裨于國家，有光于科目，有重于鄉國。
明代科舉興盛，鄉試會試，“錄”必有前序后序，其念茲在茲的就是以人事君之義，即后世指“賢書”而無曠官竊祿之譏，故因擔當而有懼己失士之恐，又因期許而有懼士違文之憂。其選錄秉持公心、謹嚴簡拔、問心無愧，雖是職場應有姿態，但也是對士子有所作為的期待。己不正，動操私念，所期必失；己正，定取惟公惟明，所期或得。考官因文識人，而文或飾其人，因此，寄寓士子不負其生、不負作養賓興之舉、不負所學，并登之賢書，即是考官對士子的鞭策與軟性約束。（高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