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關系到政治得失、民心向背、王朝興衰。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吏治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積累了豐富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總結，并從中得到啟示。
我國歷史上吏治的主要經驗
第一，吏治在國家政治中起著核心作用。縱觀我國歷史上國家強大、政治清明、社會繁榮、民心穩定的治世，都與嚴格治吏分不開。統一前的秦吏“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是秦統一六國的政治保障。光武帝劉秀“勤吏治”，二千石高官“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保障了東漢初年政局的穩定。唐太宗將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坐臥恒看”，善惡事跡皆記下，是他嚴格吏治、造就貞觀之治的佳話。自古沒有吏亂而國治的道理。
第二，重視基層磨練、重視基層實踐能力培養。漢代察舉制下，被舉為孝廉的，大都要到中央任郎官，熟悉各種事務后，再授予具體官職。據統計，他們出任的主要是各級長官的屬官，最高不超過縣令的秩級。唐代尤重基層用人，甚至提出“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唐代科舉制下所授官職一般并不高，進士甲第不過九品，但唐代中后期宰相等高級官吏出身科舉的比例逐漸增大，說明這些宰相一般都是從基層提拔上來的。我國歷史上還實行“試官”制。“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漢制，初為官者要試用一年，合格者才能為“真”，不合格就要罷免。唐代吏部以身、言、書、判來考察科舉及第者，也是為了確保他們具備必須的行政能力。
第三，裁汰冗官。我國歷史上較早形成了吏員編制制度，對官吏設置有員數規定。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官僚機構膨脹、冗官冗員又是普遍現象。因此，我國歷史上整頓吏治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裁汰冗官。光武帝“吏職減省，十置其一”，隋文帝“存要去閑，并小為大”，是東漢和隋初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唐代君臣多次討論并處理過冗官問題。唐太宗說“致理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又說“官不必備，惟其人”。唐玄宗針對武則天和唐中宗時期的冗官現狀，“大革奸濫，十去其九”。貞觀、開元、天寶年間所謂“盛世”的出現，與此不無關聯。宋代歐陽修、范仲淹、洪邁、蘇轍等人也曾對宋代冗官情況發表過許多意見，但終究未能實施。冗官冗員冗費是宋代積貧積弱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幾點啟示
第一，必須明確選人用人的基本原則。選什么樣的人，以什么標準選人，始終是王朝的政治核心之一。我國歷史上選人用人的基本原則經歷了很長的探索時期，漢代中期以后最終確立了以儒家思想作為選官用人的基本原則并長期延續下來。歷代吏治的基本制度設計雖然各有變化，但基本圍繞這一原則而展開。同時，社會風尚的培育，學生學習的教材，士子考試的試題，官吏選拔、考核的標準，鄉規民約的制定，家訓家規的倡導，文學藝術的題材，大都與儒家思想緊密結合。從而實現了用人原則與社會思想的高度統一、相互認同。當然，歷代并未將法家用人思想排除在外，“霸王道雜之”是吏治的兩手。
第二，必須維護中央在選人用人上的主導權。歷史一再證明，治理統一多民族的大國，中央選人用人的主導權絕不能削弱、喪失。東漢后期，皇權衰弱，王朝的選人用人受到外戚宦官的極大干擾，許多地方的選人用人權被大姓名士所壟斷，這是東漢政權最終走向瓦解的政治原因。九品中正制淪為門閥士族壟斷自身政治地位的工具，是魏晉南北朝皇權不振、中央集權衰弱、吏治腐敗的根本因素。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鼎盛期，必是選人用人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我國歷史上民心渙散、政權不穩、社會矛盾突出，也必是在選人用人上出現了重大問題。維護中央選人用人的主導權，還必須加強對選人用人的監督監察，還必須加強選人用人上的制度建設。當然，維護中央選人用人的主導權也不是一味地把所有權力都收到中央，合理分配中央與地方、政務與事務、主官與屬官在選人用人權上的職責劃分，區別對待，也是一條歷史經驗。
第三，必須任人唯賢、廣納人才、與時俱進。這是擴大政權基礎、促進社會公平、保障政治清明的亙古法則。一是應當五湖四海，廣納人才。我國歷史上各種選官制度的建立，其重要目的就在于通過制度廣泛選拔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二是知人善任、用人所長。選人用人的具體方式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具體事務的變化，對人才的要求也不盡相同。“與時遷徙”“各因其器”，適時調整官吏隊伍，大膽破格起用人才，是任人唯賢的必要方法。三是委任責成、優勝劣汰。唐代魏征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唐太宗說：“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于理也。”我國歷史上委任責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就是循名責實，建立嚴格、嚴密的考核制度。
第四，必須制度用人、善于用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歷史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一是考試用人。考試用人是相對客觀化、公平化用人的方式。我國科舉制產生前的用人中，已經包含考試的許多因素，如漢代的射策、對策就是一種考試。科舉制產生后，以成績取人，吏部選用時還要再考試，意圖就是把最優秀的人才選拔出來。但我國歷史上并不唯考試用人，薦舉、吏道以及有各種專門技術的人，國家也廣泛錄用，將他們吸收進官僚隊伍，擴大用人范圍、維持政治平衡、補充人才不足。二是考核用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對于已經入仕的官員來說，循名責實、以崗擇人、優勝劣汰的考核用人機制十分重要。我國歷史上考核用人的成功經驗是高度重視考核，考核內容明確、考核對象分類、考核結果與獎懲緊密結合。三是分類用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是用人的基本道理，也是保證人崗相適、人事相宜的好辦法。兩漢用人文吏、儒生并重。文吏善于“破堅理煩”，儒生則“長于相救”，前者“以事勝，以忠負”，后者“以節優，以職劣”，放在不同崗位上則能發揮不同效果。歷代選人分為許多科目，其目的是把不同的人才選拔出來。歷代還將地方郡縣分為“平”“劇”兩種類型，把善于“治劇”與善于守成的官員區別使用。歷代官、吏分途，官是政務官，吏是事務官，官需籍貫回避，吏例用本地人，是地域上的分類用人。這些都是善于用人的具體體現。四是德為才帥。為官不可無能，但德更不能缺位，歷代吏治既要求官員以民為本，以德化民，又要求官員自身重德，并以民本、節儉、廉潔、孝悌忠信、公私分明來教育、考核官員的德，成為選拔官吏的首要標準。
第五，必須從嚴治吏。“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張居正說：“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歷史經驗反復證明，治國必先治吏。沒有好的吏治，再好的政策、制度也無從落實。我國歷史上的中興之世都是順應時勢、嚴格吏治所帶來的；我國歷史上的衰亂之世，無不與吏治廢弛有著密切關聯。
新時代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從嚴管理干部的歷史借鑒
“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古今不同，時代不同，任務不同，但歷史的經驗仍然值得重視和借鑒。
科學有效地領會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積累的寶貴用人經驗，有其不朽的價值。必須科學有效地領會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方針。
新時代的德，就是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聽黨的話、跟黨走，忠誠、干凈、擔當；新時代的才，就是堅持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為中心，能力過硬、視野開闊、不斷開拓進取。當前，要完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拔任用體系，要對選拔出來的干部重視分類使用，政務與事務分開。對政務干部，尤其要重視培養基層經驗、實踐經驗。從實踐中用人、從基層中用人、不拘一格用人。要鼓勵干部敢擔當、敢作為、勇于探索、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使優秀干部像毛遂那樣脫穎而出，像張騫那樣敢于去“鑿空”。
健全干部考核評價體制。今天干部隊伍建設中，考核方面還存在不少亟待改進的地方。少數地方和部門考核重形式輕實質，考核不出優秀干部，也考核不出不作為的干部；考核方式和考核內容不論職務高低、正副之別、崗位之異，一個標準，一套辦法；平時不考核，不提拔不考核，考核不深以致帶病提拔，不重視考核結果的運用等等，都嚴重制約了考核作用的發揮。當前，完善考核機制，明確考核機構，進一步增加、細化考核內容，進一步公開透明考核結果，推行分類考核，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一條途徑。當然也要規范考核，避免考核政出多門、過多過濫。
寬嚴相濟與賞罰分明。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也應當從實際效果出發，注意寬嚴相濟，發揮賞罰分明的作用。古人說：“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當然，這個“寬”不是松弛，不是不講法度，而是在干部隊伍管理上完善容錯糾錯機制。古人說：“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意指為官不能怕出事就無所作為，只求自己平安；但做官絕不能心存私念，以權謀私，知法犯法。因此，對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誤、錯誤與主觀犯罪，要從制度上加以區別。“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對干部出現的問題，也要區分公私，更不簡單地以輿論定是非。問責要認真，但不煩苛，追責要嚴肅，但又慎重，使干部能夠有精力、放心大膽地開展工作。也應當使干部正當合法權益得到保護，使干部的使命感、榮譽感、歸屬感與獲得感成正比。同時健全能上能下的常態化機制。因考核或過錯而下，因建功立業而上，是我國古代官吏的常態，除了重大罪行外，犯錯的官員還給予改正錯誤、發揮才干的機會。這些都值得我們研究。要完善賞罰分明的制度。“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干部監督管理既要用罰的手段，也要注重激勵保障的一面，不可偏廢。寬不失法，嚴不失德，寬嚴相適，穩中求進，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經驗。
積極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年輕干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未來。目前，年輕干部的數量尚不充足，年輕干部的選拔、培育、管理、使用上尚有不健全的地方。應當拓寬年輕干部的培養渠道，優化年輕干部隊伍的專業結構，對不同領域年輕干部管理使用的辦法應有所區別。既要加快他們的成長步伐，打破論資排輩、不拘一格使用優秀年輕干部，又要讓他們多經實踐磨練，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多“墩墩苗”。（卜憲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