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孔某，甲縣A派出所輔警；王某，乙縣B派出所分管案件副所長。2017年12月初，某小額貸款公司催收人員林某等4人因涉嫌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被B派出所刑事拘留。小額貸款公司老板包某為幫助林某等4人辦理取保候審和爭取判緩刑，找到孔某幫忙，請其找人處理此事。孔某找到王某，雙方商定“擺平”此事的費用為16萬元。幾日后，孔某瞞著包某私下打電話給王某，以包某資金困難為由，將費用降至12萬元。隨后，孔某以王某請人辦事需要請客吃飯為由，向包某先行索要了4萬元，并占為己有。2017年12月底，孔某將余款12萬元轉交王某。隨后在王某的幫助下，林某等4人辦理了取保候審。
【分歧意見】
孔某在介紹賄賂的過程中，編造理由騙取行賄人包某4萬元，對該“截賄”行為的定性，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爭議。爭議焦點在于，是否需要單獨以詐騙罪論處？對存在“截賄”情形的介紹賄賂行為，是籠統地認定為介紹賄賂罪，還是認定介紹賄賂罪、詐騙罪，數罪并罰？
第一種意見認為，孔某的“截賄”行為無需單獨定罪處罰，全案僅認定介紹賄賂罪一罪，但量刑時從重處罰。“截賄”行為可視為介紹賄賂行為發生、發展的組成部分，不單獨作刑法評價，但可以作為介紹賄賂罪的加重情節，在量刑時從重處罰。并且將中間人騙取、截留財物的數額和其他財物分開計算，再核定介紹賄賂的數額。本案中，孔某在包某和王某之間牽線搭橋，轉達行賄意愿并轉送賄賂款，應當以介紹賄賂罪定罪（數額12萬元）處罰；其據為己有的4萬元并未轉交給王某，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屬于非法所得，應予以沒收。
第二種意見認為，孔某在與王某商定費用之后轉交賄賂款之前，出于“撈一筆”想法，編造理由從包某處先行騙取4萬元，應以詐騙罪進行認定。本案中，對孔某應以介紹賄賂罪（犯罪數額12萬元）、詐騙罪（犯罪數額4萬元）數罪并罰。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對犯罪行為性質的認定，需要結合主客觀方面綜合判斷，對騙取型“截賄”行為性質認定也不例外。結合案例，分析如下：
一、從犯罪構成看，孔某騙取4萬元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詐騙罪的基本構造是，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對方陷入或者繼續維持錯誤認識——行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財物——對方遭受財產損失。判斷詐騙罪的關鍵是看受騙人是否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本案中，孔某向包某謊稱王某請人吃飯需要4萬元，使包某陷入錯誤認識，孔某主觀上具有欺詐的故意，客觀上實施騙取錢財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需要注意的是，包某的行為構成行賄罪（數額16萬元），該4萬元對包某而言，雖然基于受騙而交付于孔某，但是從其目的和行為性質看，系用于行賄的贓款。
二、從兩個行為的關系看，介紹賄賂、“截賄”是獨立的行為
介紹賄賂通常表現為以下兩種形式：第一種，行為人受行賄人之托，為其物色行賄對象，疏通行賄渠道，引薦受賄人，轉達行賄信息，向受賄人傳達行賄人的要求，為行賄人轉交賄賂物。第二種，行為人按照受賄人的意圖，為其尋找索賄對象，轉告索賄人的要求等。可見，介紹賄賂罪的客觀表現形式并不能包含中間人的“截賄”行為。吸收犯是事實上有數個不同行為，其中一行為吸收其他行為，而只成立一個罪名的犯罪。本案中，孔某騙取的4萬元不屬于介紹賄賂的范圍，其騙取、占有該4萬元的行為與介紹賄賂的12萬元行為性質不同，其“截賄”行為顯然無法被介紹賄賂所吸收。至于將“截賄”行為作為介紹賄賂罪從重處罰情節的意見，目前并無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對此作出規定，于法無據。
三、從法律效果看，若僅認定介紹賄賂罪一罪，量刑偏輕，刑法目的不能完全實現
本案中，孔某收受包某賄賂款16萬元，從中私自截留4萬元，如果僅認定介紹賄賂罪，最高可判處有期徒刑3年。而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我省執行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標準的意見》規定，4萬元應當認定為“數額較大”，最高可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如果數罪并罰，孔某最高可判處6年有期徒刑。可見，對孔某介紹賄賂過程中騙取、截留財物的行為，如果不作單獨刑法評價，則對其處罰過輕。從實際情況看，孔某利用轉送賄賂的機會騙取他人財物，與單一的介紹賄賂罪相比，其主觀惡性程度更高，但在定罪量刑上如不加以體現，顯然于法不合、于情不通。
最后，從社會效果看，在全面從嚴治黨、懲治腐敗零容忍的高壓反腐態勢下，打擊孔某這種介紹賄賂的“權力掮客”更不能手軟。（楊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