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王某，中共黨員，A省教育廳就業處處長。2018年11月底，王某帶隊一行3人到7所高校進行某專項檢查期間，分別接受了7所高校的7次接待。具體情況為：3所異地民辦高校分別在對外營業酒店接待了王某一行，3次接待費用1000元至2000元不等，陪餐人數為5人至7人不等；1所同城省屬高校在A省教育廳附近一家對外營業的餐館接待了王某一行，檢查組3人及陪同人員3人共消費360元；3所異地省屬高校在學校內部餐廳、定點接待場所接待王某一行，費用未超過A省黨政機關工作餐（中、晚餐）上限90元／人的標準，3次接待陪餐人數為5人至6人不等。
【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某接受7所高校超標準、超范圍公款接待，違反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廉潔紀律，且該問題發生在十八大之后并多次發生，情節較重。因此，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零六條“違反公務接待管理規定，超標準、超范圍接待或者借機大吃大喝，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之規定，應給予其黨內警告處分。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某的行為雖發生在十八大之后，但量紀時應考慮以下因素：一是公務接待提供的是工作餐，未提供高檔菜肴、香煙、高檔酒水等情況，且王某對其中超標準接待的情況并不知情；二是陪餐人數、費用超標的責任在學校；三是王某接受違規接待發生在一次專項檢查期間，屬于延續性行為，不應認定為多次發生。綜合考量違規接待超標準、超范圍程度、造成浪費的程度及造成不良影響程度，王某的行為尚未達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零六條“情節較重”的情形，不宜給予王某黨紀處分，可對其進行誡勉處理。
第三種觀點認為：應從就餐地點、餐費金額、陪餐人數等方面綜合分析王某的行為，從而準確定性量紀。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要求各級黨政機關結合當地實際，完善國內公務接待管理制度、制定國內公務接待標準。A省結合本省實際出臺了《A省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辦法》《關于明確省級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工作餐內部掌握標準的通知》《關于進一步規范省直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的通知》等規定。
一、關于接受三所異地省屬高校接待問題的定性處理
A省規定：省級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活動中，確因工作需要，接待單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一般情況下，工作餐上限標準為早餐50元／人，中、晚餐90元／人（不含酒水）。接待對象在10人以內的，陪餐人數不得超過3人。
筆者認為，王某在3所異地省屬高校的公務活動結束之后，均在學校內部餐廳、定點接待場所就餐，就餐費用未超過A省黨政機關工作餐（中、晚餐）上限不超過90元／人的標準，屬正常的工作餐，但3次接待的陪餐人數均超過3人，違反了《A省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辦法》關于陪餐人數的規定。因此，接待方及王某均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屬違規超標準接待問題。鑒于該違規行為的主要責任在接待方，王某雖未予制止，但責任相對較輕，可不給予其黨紀處分，而對其進行批評教育。
二、關于接受三所異地民辦高校接待問題的定性處理
筆者認為，盡管3所民辦高校不屬于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不適用《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A省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辦法》等規定。但王某作為上級業務主管部門領導，從事的專項檢查工作與高校招生計劃安排、專業設置等掛鉤，因此，王某接受3所民辦高校的接待，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二條“接受、提供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或者旅游、健身、娛樂等活動安排，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的規定，系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行為，且該行為多次發生，情節較重，應給予其黨內警告處分。
三、關于接受同城省屬高校接待問題的定性處理
A省對同城接待進行了規范：“同城公務活動嚴禁相互吃請……對同城公務活動確因工作時間較晚、返程距離過遠或者當日需要連續工作、自行用餐有困難的，接待單位可安排盒飯、份飯或不超過40元／人標準的工作簡餐”。
筆者認為，王某接受同城高校的接待超過了40元／人的標準，且不屬于自行用餐有困難的情形，不符合接受同城工作簡餐的要求，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零三條的規定，屬違規參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請行為。鑒于此次同城接待僅超出規定標準20元／人，錯誤情節顯著輕微，可免于紀律處分，對其誡勉處理為宜。
綜上，王某帶隊到相關高校進行公務活動期間，違規接受3所民辦高校提供的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違規接受同城高校用公款支付的宴請，對3所異地省屬高校陪餐人數超標問題未予制止，上述行為違反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廉潔紀律。應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的規定，給予王某黨內警告處分。（范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