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劉某，中共黨員，A市原住建局黨組書記、局長，曾任A市B縣城建局局長，縣委常委、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等職。2008年至2015年間，劉某先后利用擔任B縣城建局局長，縣委常委、縣政府辦公室主任、A市住建局局長的職務便利，多次為其弟弟劉甲掛靠資質承攬工程項目、違規辦理企業資質等事項提供幫助。其間，借劉某家庭購房、購車、孩子出國留學之機，劉甲先后以兄弟互相幫襯為由送給劉某人民幣共計120萬元。
另查明，劉某還收受其他人所送房產、現金等財物折合人民幣800余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于劉某收受其弟弟劉甲所送錢款的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罪，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甲是劉某的親弟弟，雙方關系特殊，近親屬之間的財物饋贈不宜認定為收受禮品禮金，更不宜認定為受賄。劉某利用職權幫助弟弟承攬工程、辦理資質的行為可視情況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或違反工作紀律。
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其弟弟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其弟弟所送120萬元，具有明顯的權錢交易性質，應當認定為受賄。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一、是否存在權錢交易是饋贈與賄賂的本質區別
正常的饋贈行為是親友之間以感情交流為基礎的財物贈予，與接受財物方的職務身份無關，也不存在“收買”的動機；以饋贈為名給予對方財物，請托對方利用職務便利為其謀取利益，意圖以財物換取對方的職務行為，則是“包裝”后的賄賂行為。因此，是否具有權錢交易性質是饋贈與賄賂的本質區別。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區分賄賂與饋贈，主要應當結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綜合判斷：（1）發生財物往來的背景，如雙方是否存在親友關系及歷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來財物的價值；（3）財物往來的緣由、時機和方式，提供財物方對于接受方有無職務上的請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提供方謀取利益。
本案中，劉某與劉甲雖然存在親屬關系，但其收受劉甲所送錢款的行為已超出親屬間正常饋贈的界限，具有權錢交易性質。
二、如何判斷是否存在權錢交易
首先，從財物往來的背景及財物價值看，作為親屬間的饋贈或人情往來，往往發生在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等時間節點，財物價值往往不超過正常合理的范圍。本案中，雙方家庭年節期間互有往來，相互饋贈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的年節禮品。但上述大額錢款的收送背景與時間均與年節、婚喪嫁娶等無關，且各筆均在20萬元以上，盡管雙方系親兄弟關系，但收送財物的情形及數額明顯超出了正常人情往來的范圍。
其次，從財物往來的緣由和時機看，劉甲送給哥哥劉某錢款的行為均發生在劉某為其承攬工程、辦理企業資質前后，所謂幫襯哥哥購房、購車等只是送錢的借口。在案證據也排除了基于親情關系的接濟、救助等情形，如劉某當時的家庭財產足以支付購房、購車款；劉某、劉甲兄妹共5人，其他兄妹家庭經濟條件均遜于劉某、劉甲，但劉甲從未拿出大額資金接濟其他兄妹。
再次，從雙方的主觀認知看，均指向權錢交易的心理默契。劉甲稱其承攬相關工程、企業發展均離不開哥哥劉某的提攜幫助，給予劉某錢財的目的是感謝哥哥利用職權為其謀取了大量利益，嫂子（劉某妻子）還曾多次提醒他不要“忘恩負義”。劉某對此亦予認可。可見雙方對收受財物的權錢交易性質有著清晰一致的認識。
綜上，通過綜合分析劉某收受劉甲所送財物的背景、時機、金額以及劉某利用職權為劉甲謀取到大量不正當利益等因素，足以認定劉某收受上述120萬元構成受賄罪。
三、親屬間行受賄行為調查取證中應注意的問題
對于受賄犯罪，刑法只對收受財物方的身份作出了規定，即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但沒有對行賄方的身份作出規定，因此理論上不論行賄人是何身份，只要符合該罪構成要件，便足以成立犯罪。但實踐中，由于親屬之間存在不同于一般行受賄雙方的特殊關系，因此認定親屬間行受賄犯罪比其他人員的行受賄犯罪更為復雜，難度也更大，除了通常行受賄犯罪需要搜集的證據以外，還應當注意搜集以下證據：
一是足以否定人情往來、親情饋贈因素的排除性證據，包括：（1）接受財物一方是否存在經濟困難，確實需要親屬接濟、救助的情形；（2）是否存在正常借款的情形；（3）是否存在其他共同財產關系，如共同繼承、共同承擔家庭債務等；（4）給予財物的時機、財物的價值大小，是否存在年節、婚喪嫁娶等收送背景。
二是足以認定給予財物與謀取利益具有顯著“對價”關系的證據，如：（1）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內容，即雙方對權錢交易的主觀認知；（2）所謀取利益的性質，是正當利益還是不正當利益，財產性利益（如招投標、承攬工程等經濟活動）還是非財產性利益（如上學、就業），實際謀取的利益大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違法性程度等；（3）給予財物的方式，是否采取較為隱蔽、刻意掩蓋財物來源的手段、方式，如使用他人銀行卡，實際占有房產、車輛卻不過戶等。（崔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