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廂區勝利路中段梅峰寺旁，有一座為明朝河南道監察御史陳茂烈而立的“孝廉坊”，結構古樸，造型別致；坊旁原有一條小巷，時稱“孝廉里”。古地名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忘，但陳茂烈的名字卻永垂史冊。陳茂烈為監察御史時，“袍服樸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壯年的陳茂烈為了年逾八旬的母親辭官歸里，精心侍奉母親十幾年，地方官聽聞其辛勞，派了兩個小卒前去幫忙，三天后即被陳茂烈打發回來了。母親重病，他親調湯藥，又往城西造墓，因日夜操勞而病倒月余。母親辭世后，陳茂烈哀痛不已，頭發盡脫，病情轉劇，不久也離開人世。朝廷為陳茂烈的孝與廉所感動，特把他住的地方命名為“孝廉里”，立“孝廉坊”，陳茂烈也被稱為“孝廉先生”，成為鄉國之儀范。
打開清道光版的《福建通志》，莆田孝廉人物代有其人，其中唐1人，宋8人，元6人，明48人，清37人，其內容記載較為豐富，這些孝廉人物，孝感天地，其出仕為官者，多能清廉為官，以修齊治平為人生價值取向，下面我們從歷史的海洋中選取了幾位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以饗讀者。
孝行世美
在莆田市涵江區白塘鎮顯應村，有一座建于宋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年）的“郭氏孝子祠”，宋高宗特賜“雙闕”和“百官下馬”碑，并題“紹興旌表郭氏”匾額。孝子祠大廳上懸掛著郭義重、郭道卿和郭廷煒三孝子的畫像。
郭義重應是北宋末年出生的，早年在太學就讀時，“以操尚稱”，史載他四十多歲客居杭州時，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赤腳從杭州奔回莆田，悲痛欲絕。義重家境貧寒，操辦喪事花費甚大，但朋友的所有饋贈，他一概不受，“聚土為墳”，在墓旁種植松竹，搭草房為母守靈，直到六十歲才娶妻。宋高宗被郭義重的孝心所感動，特下詔旌表。
郭道卿為郭義重的四世孫，生活在宋元鼎革之際。至元初，福建剛納入元朝廣袤的版圖時，地方上并不平靜，盜賊四起，百姓紛紛離家逃難，只有道卿和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愿離去。盜賊將兄弟二人抓獲后，要先殺佐卿，道卿告訴盜賊，他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可佐卿的兒子尚弱小，他請求盜賊放了弟弟，殺他便可。佐卿也爭著告訴盜賊，家中大小事務，都賴道卿打理，盜賊萬不可殺了哥哥。道卿聽罷，就要向鋒利的刀刃湊去。盜賊見此，大為訝異，對他們說道：“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于是釋放了兩人。
郭廷煒為郭道卿之子，宋咸淳十年（1274年）進士。聽說父親生病后，他立即從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任上辭官，歸鄉侍養父親。有一次，郭廷煒攙扶父親外出避賊，倉促間被沖散了，他邊找邊哭，頭發一夜間變白了。找到后，怕再次走失，就背著父親逃難。父親病逝后，他晝夜悲哭，眼睛腫得都睜不開。
郭氏三孝子的事跡傳開后，后世朝廷基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不約而同地給予旌表。明成祖御賜“孝子卻饋”匾，明英宗御賜“五倫金書”匾，清康熙敕書“孝行世美”匾等。明代方志學家黃仲昭評論：“此郭氏義重、道卿、廷煒所以薦被于孝之典也，然求之于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蓋已罕矣，況一門乎？一門之中得一人焉，亦已罕矣，況三世乎？”這實在是“曠古所罕見者也”。
郭氏三孝子不僅是郭氏家族的榮耀與自豪，亦是莆田孝行的一座豐碑。如今每年正月初五，郭氏后人歡聚一堂，齊誦先祖留下的家訓；一些散居仙游、漳州、惠安、福清、廣東等地及海外郭氏孝子后裔也紛紛來此認祖祭祖，共襄孝行。
居官要清
宋孝宗曾問莆田人葉颙：“卿當官，以何為先？”葉颙答道：“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朋黨，不畏強御。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以之坐廟堂，則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當鼎鑊而不以為懼。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怎樣才能做到公忠呢，清則公，清則忠，清則剛，清則得民心、留清名。
翻開史志，從莆田這片土地走出的官員多能“持身皎如玉雪”“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這既是他們居官之政風，也是做人的秉性。
明代莆田人鄭紀歷英宗、憲宗、孝宗三朝，以身作則，清正廉潔。任國子祭酒時，國子監有伙食結余千兩，經辦人依例送鄭紀一份。鄭紀責問：“膳為監生，何與祭酒？”遂全數歸還。有的同僚認為鄭紀這是故作清高，鄭紀曰：“非敢立異，不忍白首改節也！”
明代瀘溪知縣阮哲退休回家時，打開行囊僅存十金，人們無不感到驚訝。問他原因，阮哲表示眾人遺留子孫以富厚，我遺留子孫以清貧，富厚滋生懈怠，清貧招致警備。我怎能損害百姓，而使自己沾惠呢？
清代安東縣令彭銘，居官廉明，獲嘉慶帝賜御書褒獎，轉任劍州知州后又被吏部考核為“清廉愛民，潔己奉公”，署理嘉興府時，有人勸他經營家計，彭銘說：“吾世代清白，毋玷素風。”史志稱他歷官三十余年，一如寒素，未曾構建一間房屋、增加半畝田地。
巧立名目、中飽私囊是一些貪官污吏慣用的伎倆，如以“鼠耗”“火耗”之名加征，所得名為“羨余”，實為巧取豪奪的苛捐雜稅，而清廉的官員能做到公私分明，對“羨余”不動心。上面提到的葉颙，在任職常州時，因治理有方，不到一年，就節余二十萬緡。同僚勸道：“兩浙二漕獻羨余二十萬，平江、鎮江各十萬，人賞一官。公何惜而不獻？”葉颙答道：“名為羨余，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實恥之！”又道：“某生平惡人獻羨余，他人競欲做好官，某只圖做好人。”聞者愧服。
除了上面這三位外，還有人稱“耐貧翁”的宋代秘書郎許巽，曾說：“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鶉衣彀食便了一生，何假積聚為子孫計”；還有明代曾擔任過南昌教諭、青州教授的林長懋，任上“自俸清儉，朝夕食惟鹽菜”，人呼之“林鹽菜”……
這張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職位上，堅守清廉，公忠體國，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崇敬和學習。
實惠天下
“實惠天下，以利百姓”，這是從莆田這片土地上走出的官員大多持有的理念，他們為民伸張正義，關心百姓疾苦，書寫著愛國愛民、兼濟天下的感人篇章。
中國第一座海灣大石橋泉州洛陽橋，素有“海內第一橋”之譽，與趙州橋齊名，有“南洛陽，北趙州”之稱，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稱之為“福建橋梁的狀元”。洛陽橋建成后，“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為安，民莫不利”。這座橋的建造者是北宋的蔡襄。
蔡襄為官時，十分重視興修水利、發展地方經濟。在知福州任內，他命令屬縣疏導溝渠，擴大水利灌溉。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次擔任福州知州。單是嘉祐二年（1057年）一年，據閩、侯官兩縣不完全統計，轄區內疏導溝渠二百多公里，受益耕地三千六百公頃以上。據《宋史·蔡襄傳》記載，蔡襄任福建轉運使時，恢復莆田五塘水利，受益面積達一千余頃，受益農戶計八千余家。同時，他還令人在福州到漳州的主干道兩旁種植松樹為行人遮陰，有民謠稱贊此事：“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蔡襄僅僅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個縮影，像他一樣濟世安民的官員，在莆田史志中還有很多。
宋代江西新建知縣蘇欽，不忍對歲歉力竭的百姓強行催稅，和上司爭論說，民力告竭，如果強行催辦，民必受損，“何忍為之？吾有去爾”，為維護百姓生計，他以去職相爭。還是在宋代，在永靜軍任判官的林伸，面對內臣程昉肆意毀占民田之舉，挺身而出，為民發聲，有人以其職位既低，言辭又尖刻，乃自招災禍相勸，林伸以只知為民打算，不知為自身安危打算回應。
莆田古稱興化，興化大地，賢臣輩出，凝聚在他們身上的孝與廉，從歷史的深處走來，激發出今人綿綿不斷的活力，要在這片土地上再立新功。（吳震 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