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立志為社會服務，是徐特立一生的追求。正因為有了這份初心，他才總能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抉擇，并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從一位民主主義者躍進為堅定的共產主義革命家，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和全部智慧。
獻身教育，探索救國救民之路。20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沉悶歲月，列強侵略、軍閥混戰、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路。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憤慨、焦急，但又苦于找不到正確道路。憂國憂民的思緒促使他下定決心報考寧鄉速成師范學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該校一個學制為4個月的速成班。在這里，他學到了新的科學知識和教育方法，特別是受到了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徐特立的思想很快發生變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孫文的道路”，成為一名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畢業之后，徐特立牢記周震鱗校長的教誨，抱著“創造有利于國家民族的事業”的奮斗目標，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濟寰、何雨農一起創辦了梨江高等小學堂。這時，他“已決定為社會服務”，“希望一家之困難，隨整個社會解決而解決之”。辛亥革命爆發后，徐特立積極支持革命，后被推選為湖南省臨時議會副議長。由于議會內部爭權奪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憤然辭職，回到教育界，希望“用教育來改革人心”。
徐特立主張為勞動人民辦學，學校向勞動人民敞開；反對把學校當成政治投機的資本，也反對把學校當作私人產業，從中牟利肥私。他常說：“我平時最喜歡貧苦學生。”為了讓勞動人民的孩子讀得起書，徐特立將“俸金半數以上用來辦學”“一小部分用來幫助清貧學生”。后來，他在《六十自傳》中寫道：“長沙縣（包括現今的長沙縣和長沙市）的教育，民國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辦的”“長沙一共有800個小學校，所有教員是短期間由我一手培訓出來的”。
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1919年9月，42歲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識”的情況下，前往法國勤工儉學。這期間，他還到德國、比利時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才回到祖國。
投身革命，成為堅強的老戰士。名譽、地位、金錢并不能阻擋徐特立前進的步伐。這時，他的教書所得已十分可觀，“在湖南高等師范教課，一點鐘可得銀洋三元，在湖南一師是一點鐘一元”。豐厚的收入并不能解決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國該往哪里去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徐特立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我想趕走敵人是后一輩人的事情了，我這一輩子是看不到富國民強了，我只有盡心教育青年一代，將來依靠他們救中國，為窮人做好事”。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隨著北伐戰爭勝利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迅速在全國興起。在毛澤東建議下，徐特立回到五美鄉調查農民運動。令他驚訝的是，曾經熟悉的家鄉完全變了模樣，天朗氣清、一片光明，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徐特立一邊贊嘆婦女和兒童的偉大，一邊感慨地說：“我下鄉住一個星期，使我從18歲到50歲以來的思想整個革了命！我過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組織的農民對于中國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讓徐特立認識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和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偉大作用，他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信仰再也沒有發生改變。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瘋狂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面對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年過半百的徐特立冒著殺頭的危險，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老戰士。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他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成為全黨自我犧牲和艱苦奮斗作風的模范”。
堅守初心，盡心竭力建設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歲高齡的老人，在常人看來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頤養天年了，然而他并沒有絲毫懈怠，而是堅守初心，盡心竭力地投身新中國建設。自新中國成立到徐特立逝世的近20年中，他以身作則、勤勉奉獻，為中國教育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實踐了他“盡瘁此心血”的誓言。
進入北京后，徐特立繼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勁頭和學習狀態，“每天堅持8小時工作制，開會、作報告、寫文章，忙個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閱和草擬文件，翻閱的文件資料往往是幾種以至數十種，嚴肅謹慎，一絲不茍”。為了鞭策自己，他還制定了一個20年的學習與工作計劃，作為晚年的奮斗目標。在繁忙工作之余，他擠出時間學習中共黨史、中國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語言和邏輯學等，寫下許多教育論文，論述馬列主義教育理論，闡明和宣傳黨的教育方針政策。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與世長辭，享年91歲。逝世前，他留下遺言：過世后，把遺體獻給醫學科學部門。至此，徐特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踐行了他始終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的初心。徐特立逝世后，毛澤東在審定悼詞時親筆加上“光榮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偉大的一生”，高度贊揚了他不平凡的光輝業績。（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