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代統一的高度集權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漢王朝執政者繼承了這一體制并有所創新和完善。兩漢選官制度即是在此意義上的更新，提高了執政效能和管理質量。同時，對于產生的以腐敗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弊病，也通過政治引導、道德教育、法律約束和輿論評議有所防范，有所糾治。
察舉：兼重德才的選官形式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演變，大體可以理解為“世官制”“察舉制”“科舉制”三種形式的遞進。“世官制”即世系官職的制度，漢初依然施行。《史記·平準書》說：漢初社會安定，“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反映了“世官制”的傳統。漢文帝時，已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做法，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從社會下層推薦從政人員。名臣晁錯就是以“賢良文學”之選，又經帝王親自策試，得以升遷為中大夫的。所謂“賢良文學”，強調道德和才能標準。不過，當時這種選官形式還沒有成為完備的制度。漢武帝即位之初，就詔令中央和地方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詔策試賢良，同時明確規定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漢武帝時代，察舉制基本成為正統的政制，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有學者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察舉作為新的選官體制強調看重德能，避免其他因素影響官員任用，這對于防止選官腐敗是有效的。《后漢書》記載，如“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李賢注引《漢官儀》稱之為“務實校試以職”“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即在行政崗位實踐一年才可以向上級推舉。這種對于德行人品和工作能力確定考察時限的要求，也有積極的意義。
監察、舉劾、彈治：行政處罰方式
漢代有更為完備的監察體制。御史大夫下轄侍御史十五人，“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漢武帝時根據需要特設“直指繡衣使者”作為皇帝特派專史，主管貴族高官的監察。漢元帝時，有“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的做法，顏師古解釋說：“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所謂“考校”，與現今“考察”“考核”語義接近。看來，選用官員和考察官員，以道德水準為標尺，體現了對選官制度予以健全完善的一個行政側面。
監察官“禁察踰侈”，即懲罰違反制度的貴戚近臣，查處究辦稱作“舉劾”，這些特使有很大的權力。一般官員也可以相互揭發舉報，史稱“彈治”。對于犯罪官員應當舉劾而“阿縱”“不舉劾”的，也要受到處罰，嚴重者甚至同坐。《晉書》卷三〇《刑法志》說：“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由此可知，官員犯罪，主管負責的上級要承擔連帶責任。選官程序中，薦舉候選人才者，如果其推選對象瀆職犯罪，薦舉者也要承擔罪責。如富平侯張勃舉張湯“茂才”，而張湯因“父死不奔喪”被舉奏“下獄”，張勃也因“舉不以實，坐削戶二百”。胡廣“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在并非故意的情況下，選舉不實僅削戶、免職而已。如屬故意，則要給予刑事處分，實例有“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弟子故不以實”受到“完為城旦”的處罰。又有戴涉因舉薦的人“盜金”而“下獄”。
漢明帝剛剛即位，就下詔宣布：“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指出選官方式的嚴重問題，要求主管部門“明奏罪名”，予以懲處，重申“舉者”也必須同樣嚴厲責罰。所謂“并正舉者”，李賢注解釋為“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后漢書》卷二《明帝紀》還記載：有官員因“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對于選官程序中發現的“舉非其人”的問題，“舉者”必須承擔責任，已成為漢代制度。
李賢注引《漢官儀》說：漢章帝明確了選官的四個條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強調基本原則是“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要求“自今已后，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就是嚴格執行對舉薦者提供虛假信息予以追責并嚴厲懲處的法律。《續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補引應劭《漢官儀》也強調“四科取士”的原則，“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所謂“正舉者”，成為堅持選官公正的行政傳統。類似的史例，還有《后漢書》卷六《順帝紀》記載司空劉授免官，李賢注引《東觀記》說，是以“辟召非其人，策罷”。名臣陳蕃批評時政，“帝諱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也說明“辟召非其人”，是罷免責任官員的正當理由。
《書》“歌”《詩》“刺”，“謠”“諺”品評：社會輿論譴責
朝廷議政時，可以對“辟召非其人”情形公開揭露指責。如《后漢書》卷四五《張酺傳》：“三府辟吏，多非其人。”《后漢書》卷五四《楊秉傳》：“內外吏職，多非其人。”這種政治批評，有時利用災異的出現而發表，從而擴展了影響力。如《續漢書·五行志二》“災火”條說，漢靈帝時發生火災，是上天對政治黑暗的警告。當時，“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并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對于選官腐敗的社會輿論譴責，形式是多樣的。《后漢書》卷六《順帝紀》記載一道詔書：“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說“吏政”的問題導致了災異頻繁，這當然是由自當時“天心”與“人情”相對應的神秘主義意識。“《書》歌”和“《詩》刺”，是古來通常出現的社會輿論表達方式。
《續漢書·五行志一》“謠”條記載，漢桓帝初年，“京都童謠”有對“政貪”的揭露和譴責。其中涉及選官：“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這里所說的“童謠”，與上文說到的“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同樣，也是民眾口傳的輿論方式。《抱樸子外篇》卷二《審舉》說，“靈獻之世”，選官體制敗壞，“臺閣失選用于上，州郡輕貢舉于下。夫選用失于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于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卻如雞”。《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抱樸子》“故時人語曰”寫作“桓靈諺曰”，也是以民間謠諺為形式的社會輿論。《后漢書》卷一一《劉玄傳》記載，兩漢之際，農民軍控制關中，“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雖然并非正統王朝的選官體制，卻同樣因為選舉“非其人”，遭到以歌謠為形式的社會輿論批判。多種社會輿論的壓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選官腐敗的情形有所收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