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綺在湖州任官時，將峴山（上圖，選自《名山圖》）上的三賢祠增擴為九賢祠，祠中供奉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等在湖州任官的名賢，同時代著名文學家吳偉業曾寫《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下圖，選自《梅村集》）以記其事。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名聲的背后，寄托的是對其人的懷想，飽含的是對未來的希望。時光流轉，因民生而立、依民聲而傳的名聲，卻如同束束亮光，時或塵封而難以遮擋，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時散發光芒。譬如，有著“三風太守”之稱的吳綺。
吳綺，字園次（一稱薗次），清代揚州府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任湖州太守，“德政惠民，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百姓稱之為“三風太守”。
多風力——勇作為敢擔當
康熙五年春天，在友人的送別中，他來到浙江湖州任職。此地原本山清水秀，物阜民豐，但當時舞文告密之風尤甚，惡人王式、王春等羅織交關，同黨達千百人，控制官府，禍害鄉里，政務松弛，民不聊生，“男女鬻于昏途”，“魍魎行于白晝”，以致上級查勘也擔心被舉報而不敢用力。
吳綺到任后，微服私訪，走遍湖州貧困地區，了解鄉里村墟情況，期間有時遭到醉尉呵斥、郵亭侮辱，他也不動聲色，不露痕跡。掌握情況后，他周密布置，一舉抓獲魁首及主要黨羽錢玉涵、唐文等十多人，予以嚴懲，史料記載其“單舸擒治”，頗類辛棄疾單騎追賊。當時總督深有感觸地說：“使吳君早至，吾何至為王式所持哉？”首戰告捷，吳綺并未停手，對行兇鄉里的菱湖沈柬之、西湖嚴君球等實施抓捕，前者予以杖殺，后者畏罪自殺。三次除惡，引起當地極大轟動，史書記載，“湖人歡聲動天地”，可謂深得民心。
在湖州三年多，他敢說敢做，從不畏首畏尾。懲惡同時，他還著手嚴治魚肉鄉里的兵丁、奸吏。抓到欺霸鄉里的駐軍營卒，他不是重拿輕放，做做樣子，押回軍營責令改正，而是不打招呼，不做人情，依律對帶頭人直接嚴懲。駐軍大帥以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到吳綺動真碰硬，他不再放任自流，而是嚴令部下，“吳守非易與者，汝曹勿入其境也”。
湖州盛產蠶絲，其選料挑剔，精工細作，光澤度、韌度均遠非尋常蠶絲所比，頗受海外歡迎，當時朝廷實行海禁，湖州一些地方官吏以海禁登記為由，索拿卡要，撈取好處。吳綺得知后，做了一個大膽決定，當庭焚燒籍簿，杜絕此弊。他說，“茍有失誤，太守自當之。不以累吾民也。”
其實，吳綺勇于擔當的個性在擔任京官時就有體現。當時京城街道路面養護由工部牽頭，五城司坊官負責，遇到的多是掘坑挖坎、蓋房占道、傍城使車、撒放牲畜等城市管理的老大難，其中關系復雜，面廣水深。相應的管理體制幾經變革，難以奏效，康熙登位后將街道分左右翼，令工部滿、漢司官各二人管理。康熙二年（1663年），吳綺擔任工部正郎，分管街道左翼，上任后他嚴抓嚴管，快刀斬亂麻，“挫抑豪強，一時肅然”，取得較好的震懾和治理效果。在任兩年多后，他被派往湖州。
尚風節——秉風骨持節操
在下屬看來，很多時候吳綺并不像太守，倒與趕考的書生沒什么兩樣，在府衙，除了辦公，就是翻翻讀讀，寫寫唱唱，家中也不像官宦之家，屋內除了繩床棐幾和散發著青光的燈火，別無長物。
吳綺當太守三年多，去官時，清貧如洗，連一件像樣的衣裳也買不起，甚至回揚州老家的盤纏也不夠，后來在女婿和友人的幫助下才回揚州買房置地，安度晚年。吳綺覺得對不起家人，其妻黃氏倒是坦然，安慰說：“以清白貽子孫，何必捆載以歸，而斂百姓之怨乎？”
古代太守號稱兩千石，在清代其俸祿加上養廉銀總收入并不少，但吳綺政事之余，熱衷公益不惜錢財，過湖州苕川儀鳳橋時發現修橋缺錢，直接解下金帶襄助，兼之常常接濟他人，家中難免入不敷出。為此，他典當過友人贈送的裘衣，質賣過夫人的耳環，但從未以權謀私。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作為一方主政，無需刻意斂財，自然有人奉送，王式黨羽唐文被抓時，就行賄三千金希望免其罪行，吳綺卻理也不理，“揮去弗顧也。”反過來講，吳綺敢于執法從嚴，也正因為他自己形端表正，沒有私心。他主持湖州“試士”（古代為授予官職而考試士子），公正公開，“暮受卷而朝榜發”，不留任何想象余地，不余任何操作空間，送禮的說情的打招呼的一概不見，才能出眾而出身寒微的考進必取。其選拔的寒門子弟中，后來考中進士的不在少數，甚至有榜眼、探花，士人為此專門立碑以表紀念。
擔任湖州太守三年多，吳綺因為忤上官遭彈劾。推究其懲豪強、興民生的作為，居官簡靜、為人坦率的性格，以及登臨唱和、作詩填詞的喜好，自然為當時官場和地方劣紳難容。與此截然相反的是百姓的態度，五十歲生日時，自發來為他祝壽的父老子弟多達萬人，被劾離職時，國庫尚有缺項，很多百姓自發帶著銅錢，哪怕只是三枚五枚，投到府衙前的箱子里，希望盡一份心力，“無以累我公也”，其受百姓愛戴如此。
饒風雅——復勝跡興文化
湖州自古風雅。唐代顏真卿擔任過五年的湖州刺史，主持編纂《韻海鏡源》，留下了《湖州帖》《劉中使帖》等燭照千古的書法名作；宋代蘇軾揮毫寫下《墨妙亭記》和《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多篇詩文，在湖州太守任上發生的“烏臺詩案”更為后人留下無限傷感；元代趙孟頫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湖州度過，留下了《吳興賦》《湖州妙嚴寺記》等若干墨寶。僅此三賢，即令湖州生輝，文人慕往。
來到這個“文化之邦”，吳綺看到的卻是古跡凋敝，名勝不彰。有感于斯文零落，他重建了宋代湖州太守孫覺所建的墨妙亭，修葺了宋代湖州太守李公擇所建的六客堂，新建了紀念明代詩人孫一元的太白亭，最值得一說的，是增建原來湖州城南峴山的三賢祠為九賢祠。
原三賢祠主要紀念主政過湖州的顏真卿、蘇東坡、王十朋三人，年久失修，頹敗不堪，吳綺訪古見到時已淪為過路人燒水煮飯之地。他于是召集工匠，重新修建，并集思廣益，增三賢為九賢，將史上擔任過湖州郡守且有功于百姓的東晉王羲之、謝安，南朝蕭梁的柳惲，唐代杜牧，宋代孫覺以及明代陳幼學列入其中。來到這里，遙想古人，會有“脫屣富貴、擺落塵氛”的念頭，更會有敬重文化崇仰先賢的想法。吳綺修建古跡，或有個人喜好的原因，但更多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同時代大詩人及其好友吳偉業受邀撰文，一語道明其“弘長風流、訓示勵俗”的作用
除了“三風太守”的名聲，其實吳綺還有兩個雅號。一是“紅豆詞人”，他幼時穎悟過人，六歲賦詩《山中吟》：“山溪清淺山花紅，抗首高歌和曉風，世事回頭君莫看，不如沉醉此山中”，一鳴驚人，長大后游學、苦讀不斷，在湖州作了一闋《醉花間》，有“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之語，寫出了閨中女子對愛情的憧憬，相傳毗陵（今江蘇武進一帶）一位女子，見而悅之，將這兩句寫滿家中四壁，日夕諷詠，“紅豆詞人”因此得名。但后來詞家陳廷焯以為，“此類皆一時情艷語，絕無關于詞之本原，而當時轉以此得名，何其淺也。”這是就詞而論，推而言之，此名聲雅則雅矣，卻傳而不廣，多因與百姓冷暖、社會痛癢毫不相關。
再就是“聽翁”。吳綺晚年回揚州安家后，終日以詩酒自適，對上天之饋贈，貧困自得，“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后流行坎止，吾何心焉！”年老漸衰后，視力不佳，以聽為主，最喜歡聽晚輩讀詩文、他人談野史、髫童彈絲竹，他因此自號“聽翁”。這樣的稱號，頗有些歷經繁華后的平淡自況，寵辱不驚，順其自然，仔細體味，卻有些壯志難酬之嘆，因而也更多限于圈內知曉。
而“三風太守”則不同，留下的是無盡的想象。被罷官數年后，其友人王嗣槐再過湖州，與百姓閑談，問新任太守較前任太守如何？百姓說，眼下州縣吏胥上下其手，賄賂盛行，政風大壞，遠不如前。對吳綺在湖州的三年，百姓的評價只一句，“求如公者而不可得”，樸實的背后是深深的想念和無比的惋惜。百姓的紀念遠比他在任的時間長得多。
名聲，流得進心里，才長留得人間。（趙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