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縣級干部的職責范疇可謂巨細靡遺，其工作生活之艱辛亦是難以想象的。縣級干部面對如此繁重的任務和異常艱苦的生活環境，倘若沒有崇高的精神信仰，叢集于一身的工作任務實在難以很好開展。其精神信念究竟從何而來？只要關注當年中外人士在延安的觀察感受，即不難發現其中的緣由。
“共產黨對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視”。
一位國統區人士到訪延安后留下了一個深刻印象：“共產黨對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視。”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干部教育“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
這位國統區人士的“發現”是精準的。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議講話中就曾指出：邊區的縣級干部與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辦事能力。我們的口號是：工作！學習！生產！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又要生產。
1938年12月，《新中華報》發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學習”的號召。邊區民政廳要求在職干部必須每天抽出2小時學習。在甘泉縣，規定縣級干部一律要參加干部學習組織，保證每天2小時的學習時間，各單位必須統一執行。學習熱潮隨即開啟，精神信念由此筑牢。
“到鄉上去照，才能照見那里還有些灰塵，才能趕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鄉上去挖，才能發現問題的關鍵在哪里，馬上解決它”。
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在延安訪問之后曾說：“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
革命時期通過直接選舉的形式任用縣長，其中內含的邏輯是縣長由民眾直接選舉，自然應該為民眾負責。換言之，在縣長的思想理念中，群眾就是他們的精神信仰。故而凡在一些縣區內得不到群眾熱忱擁護與反映的，政府就要立即考慮自己工作中是否發生錯誤與缺點。如果群眾對政府產生冷淡情緒，就要立刻想到政府的領導方面存在哪些錯誤與缺點，或者是政府內有不為群眾所信任的人存在，或者是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或者是政府對群眾沒有說服精神，而采取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架子。
其時，縣長的施政效果如何，最終也要在鄉村“照鏡子”。按照黨外人士李鼎銘的說法，只有“到鄉上去照，才能照見那里還有些灰塵，才能趕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鄉上去挖，才能發現問題的關鍵在哪里，馬上解決它。這樣，下情了解了，領導的正確性了解了，工作檢查了，問題就解決了，并且由此取得了經驗，作為領導和推動全局的根據。”這種辦法在李鼎銘看來，確是“醫治今天我們政府領導人員的毛病的良方”。
“農民出身的縣長主要還是處理農民的事，這樣比較親切”。
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到訪延安后的感受是“農民出身的縣長主要還是處理農民的事，這樣比較親切”。
事實正如這位記者所言，陜甘寧邊區的縣長幾乎全是當地農民出身。因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成長并且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黨才能在根據地生根。
縣長由本地人擔任，無論是語言習慣還是生活方式，都有著共同一致的習慣特點。同時本地干部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更好地開展革命斗爭與經濟建設。
對于民眾而言，在選舉縣長時，因被選舉人是本地人，選誰不選誰心里是比較清楚的。故而最終被選舉的縣長，自然在民眾心目中有著相當的威望。也正是由于如此，民眾對選舉縣長非常認真，只要召開選舉會，民眾都會敲鑼打鼓慶祝游行。延長縣在召開選舉會議時，群眾不僅熱烈慶祝，還特地向大會送酒食，以體現民眾對選舉的關切。
“‘官長’這一類的名詞被人嘲笑，沒有表示階級的徽章，也沒有頭銜”。
一位西方記者對延安產生了這樣的觀感：“‘官長’這一類的名詞被人嘲笑，沒有表示階級的徽章，也沒有頭銜。每個人，連非共產黨員在內，都被叫作‘同志’。但是表示責任位置的等級，在工作上嚴格的保持著。”正如這位西方記者所說，革命時期干部的精神世界中，諸如“官”這樣的概念，是一個極其刺眼的概念。
1938年4月初，薄一波和犧盟會干部談話，要求派人到沁縣擔任抗日縣長，犧盟會的黨員特派員都不愿意擔任此職，“他們認為縣長是官，而好人不當官”。犧盟會特派員史懷璧開始也不愿意去。薄一波隨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政權。舊社會當縣長認為是光宗耀祖的事。現在共產黨員當縣長是革命的需要，是為黨的事業去當縣長。隨后史懷璧才帶著薄一波送給他的一匹日本大洋馬、一支手槍走馬上任了。
《星洲日報》的一位華僑女記者到山西五寨縣政府訪問呂尊周縣長，去后發現縣政府非但沒有以往衙門中“森嚴可怕的氣氛”，而且在縣長辦公室內，她發現除了辦公桌、椅、兩張長板凳和一個書架之外，其他擺設一無所有。這位記者同他談話時，發現“呂縣長沒有官老爺的臭架子”，與其交流甚至“感覺到同自己父親談話一般的自然親切”。
毫無疑問，延安時期縣級干部的精神信仰，歸根結底是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過程中砥礪而成的。革命時期地方干部的精神信仰在革命的發展成長壯大中所起的作用實在不容低估。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黨領導革命的勝利，又何嘗不是緣于這些地方干部的勝利呢！（楊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