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號河東，又稱“柳柳州”，是中唐時期的杰出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與韓愈共同倡導古文運動，并稱“韓柳”。從為學、為文、為師、為人等“四為”視角簡析柳宗元的治學之道，可為我們增強學習本領提供重要啟迪。
為學：“利于人，備于事”
柳宗元在《時令論》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利于人和事，是柳宗元治學的要旨，章士釗就曾用“有益于世”來評價柳宗元。
抱負宏大。他抨擊“學而為己”“決科求仕”觀念，立志“延孔子之光燭于后來”。他傳道利民，“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貶謫中“行則膝顫，坐則髀痹”，但他窮且益堅，“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寫就《永州八記》等佳作。
突破創新。他以批判革新為治學風氣，《天對》回答了屈原《天問》中的170余個疑問，《天說》批駁了韓愈的天命論，發展了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論。毛澤東稱贊說，“屈原寫過《天問》，過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寫《天對》，膽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于他的《天說》，這篇哲學論著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論點反對天命論”。
愛憎分明。他任柳州刺史時，針對兩稅法運行亂象，“定經界，核名實”，清查土地數量和貧富戶口，切實按貧富差異納稅。他對弱者深切同情，為“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的徐元慶鳴不平，駁斥諫臣陳子昂“誅之而旌其閭”的荒唐見解，認定“達理聞道”不應治罪。柳宗元贊賞吳武陵的文采，卻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宿命論的觀點。
為文：“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總結，“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這既反映了他的寫作態度，又折射出其寫作技巧。
改進寫作態度。一方面，目的從“以辭為工”轉變為“明道”，更為注重闡明道理，正所謂“凡為文，以神志為主”。另一方面，重心從形式演進為內容，改變重句式而輕內容的歪風，不再一味苛求形式及文辭，避免在學術上誤入歧途。
提升寫作技巧。柳宗元注重“羽翼夫道”，考究方法。比如，規避“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使文章深厚、嚴謹、清晰、謙敬；講求“抑”“揚”“疏”“廉”“激”“固”，讓文章含蓄、明快、通達、精簡、清雅、莊重。著重“取道之原”，深汲精髓。譬如，借鑒《尚書》的質樸、《詩經》的情理永恒、《三禮》的內容合理、《春秋》的褒貶、《易經》對趨勢的把握，闡明思想應當源于五經等儒家經典和堯舜孔子等儒道本原。側重“旁推交通”，知一萬畢。他遵循儒學思想，又兼習百家之言，力推融會貫通。例如，學習《谷梁傳》的氣勢、《孟子》《荀子》的通暢、《莊子》《老子》的視野、《國語》的趣韻、《離騷》的幽深和《史記》的簡潔。
為師：“不敢為人師”
柳宗元在十多篇論著里闡述了師道，如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明確表態“不敢為人師”。這固然有他自身的深層考慮，但也映射出其對師道的深刻感知。
重視師道。他痛心疾首于“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的師道衰微現象，認為反對從師的人就像“邑犬群吠”。他自稱，以前在長安時，每天有時會有幾十個后輩學者到他家門前求教。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記載，“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可見，柳宗元所培育的后輩學者數量多、效果好。
力戒虛名。柳宗元提議“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堅守“取其實而去其名”“去其名，全其實”。這充分顯示出他對避師之名而就師之實的期待。由此可知，他排斥老師學生的名義，不愿接受學生的尊師禮節；更關注的是能否盡為師之實、給學生帶來實際的幫助。
遵循規律。他提倡“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種樹訣竅，凸顯因勢利導、因材施教。柳宗元倡議“交以為師”“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彰顯出對亦師亦友的希冀、對學生主體性的推崇。他強調日積月累，做實做深做透文獻的搜集、整理、比較和綜合，以量的積累換取質的提升。
為人：“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柳宗元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寫道，“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力主人品決定文品，將德行特別是真誠視為文學修養的根本。
端正心態。柳宗元告誡秀才“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也就是慎重對待，不貪圖怪異、不雜亂無章、不急于揚名。由此看來，他將一以貫之的內心凈化和實踐歷練作為學問之基。
持續學習。盡管柳宗元“少精敏，無不通達”，但仍非常重視學習。他指出，“圣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表達了學習圣人之道并學成的決心。他繪制了由六經到《論語》《孟子》，再到《左傳》《國語》《莊子》《楚辭》，最后到《谷梁傳》《史記》等的學習圖譜，供后輩學者熏陶思想、陶冶情操。
知行合一。他期望妻弟楊誨之“圓其外而方其中”，并表示“恒中者軸”。“方”即車箱，“圓”為車輪，“軸”是平衡用的車軸。“軸”牽制“方”“圓”，而“中”則是備受各家認可的“大中之道”。這些映射出知行關系，涵蓋內在境界和外在處事方略：在認知上“方其中”，在踐行中“圓其外”，二者有機統一于“大中之道”。（劉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