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風長吹，夕陽西下，辭職歸鄉的張載經過一天的風塵，在臨潼的一家館舍住下。當晚，張載就寢時，忽地感覺到一絲異樣，他心一驚，但很快又恢復了從容。他知道，雖然距離他的家鄉郿縣（今陜西眉縣）已不遠，但他終究看不到等候自己的親人與弟子了，他不禁將思緒放飛至十五歲那年冬天的艱難時刻……
那一年，張載的父親張迪病逝在涪州（今重慶涪陵）知州的任上，張載帶著五歲的弟弟張戩，與母親一起護著靈柩，欲跋山涉水歸葬祖籍大梁（今河南開封）。一家人越巴山，過漢中，出褒斜古道，千辛萬苦行至郿縣橫渠，因前方發生了戰亂，不得已滯留于此，遂將父柩葬于橫渠大鎮谷迷狐嶺。當時還是少年的張載，沒有料到日后自己竟以橫渠先生聞名于世，其道出的“橫渠四句”也被后世士大夫奉為圭臬。
張載在父親墓旁搭起草棚，為父守孝，日以繼夜勤奮研學。張載十歲時，即已展現出非凡的氣質，識者稱其“志氣不群”。張載其名，也是源自《周易·坤卦》中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之意，所以張載字子厚，這是與其名相呼應的。有趣的是，子厚這個字也與唐代大儒柳宗元一致。
當時，北宋西部邊境經常受到西夏侵擾，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處于邊境地帶的張載，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此格外關注。為了能保家衛國，張載“少喜談兵”，有志投筆從戎、收復失地。
慶歷元年（1041年），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肅一帶），形勢危急，青年張載豪情勃發，奮筆疾書，寫下《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議。他甚至打算聯合知兵的朋友，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
不久，張載終于見到仰慕已久的前輩范仲淹，而這一番相逢則改變了張載的人生走向。在延州軍府里，張載面對范仲淹落落大方，侃侃而談，將自己對軍事邊防的思考與見解傾囊奉上。范仲淹作為一方統帥，不但沒有輕視這個年輕人，更“知其遠器”，斷定這位小友能擔大事，能傳正道，于是賦予他更重的囑托，點撥他道：“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并非馳騁疆場不好，而是范仲淹認為，張載在傳承道統上能有更大的貢獻。
張載聽取了范仲淹的勸誡，捧著范仲淹贈送的《中庸》，一頭扎入經典之中，直至每字每句都咀嚼無數遍，把這本書讀厚又讀薄，但張載仍不滿足，總覺得還有很多答案不甚明了。
于是，張載又“訪諸釋老”，遍尋佛家、道家、法家之書，長年累月探究其深刻含義，學習了多年，“知無所得”，他陷入了長久的深思，最后，再次返回“六經”，通過這一輪博觀約取，為他的學說體系積淀了豐厚的底蘊。不過，一切還需要歲月去醞釀。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京應考，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巷，看著鱗次櫛比的商鋪，張載感慨萬千，這里曾是他祖先生活的地方，如今，他以一名外鄉人的身份來此，要用腹中的學識證明自己。
張載此次參加的科舉考試，被譽為千年科舉“龍虎榜”，此榜不僅后來出了九位宰相，還涌現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蘇軾、蘇轍、曾鞏，及宋代理學大家張載、程顥等，而此次主考官正是大名鼎鼎的歐陽修，他們將在不同領域照亮中華文明的星空。
已近不惑之年的張載，褪去了青年的銳氣，看起來面容清癯、舉止沉靜，這源于他對專研學問心得的自信。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持，在開封相國寺開壇講易，一時名動京城。一日，張載遇到程顥、程頤兄弟，若論起來，張載還是二程的表叔，他們相互都久仰大名，自是惺惺相惜，在客棧秉燭夜談，探討《周易》的見解，次日，張載對他的聽眾講：“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輩可師之。”二程頓時名聲大震，由此可見張載虛懷若谷、襟懷坦蕩。與此同時，張載并不妄自菲薄，認為已尋得大道：“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思想和學問的真諦，不能只從古書中尋求，還要在實踐中探究。張載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云巖（今陜西宜川）縣令等職，“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做了許多實事好事。
張載推行德政，體恤民情，每月都設酒食款待鄉老，征詢老百姓對官府的意見，以廣開言路，并培育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他多方奔走，籌措資金，為云巖縣興辦了第一所免費學堂，為窮苦子弟提供了讀書機會。他還說服上官在大災之年取數萬軍資救濟災民，并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展現了卓越的政治與軍事才能。
張載曾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便是“民胞物與”的著名主張，張載更是躬身踐行者。
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宋神宗推薦張載，宋神宗在召見時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張載答道：“應以古代為法，德治為本，均土地，解民困。”宋神宗甚為滿意，任其為崇文院校書。
當時王安石欲大力推行“新法”，想得到張載支持，張載的想法與蘇軾相近，本身并不反對變法，而是覺得不可太急太過，提出不能“教玉人追琢”，但這并不符合王安石一往無前的性格。后來，張載其弟張戩也因反對變法而與王安石產生激烈矛盾，于是張載便辭官回到郿縣橫渠。
張載近天命之年時，也正是其思想成熟期，他“俯而讀，仰而思。直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在書山之中，不僅采摘不已，而且在孜孜灌溉著自己的學說之樹。他常對學生表示，天下的富貴，總有窮盡的時候，只有道義取之無窮啊。在長時間的傳道授業中，最終創立了具有社會關切和務實取向的“關學”。
張載在去世前一年，終于寫成了《正蒙》一書，這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典籍。《正蒙》中有很多張載的獨創思想，正如他在芭蕉詩中所寫的，“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發揚是最好的傳承，對于圣賢之言，不僅要照著解出來，還要接著說下去。
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守帥呂大防推崇張載的學術承繼古代圣賢思想，便向朝廷舉薦，宋神宗召其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錯過實現政治理想的良機，便帶病入京，然而又遭挫折，辭職西歸。
張載在臨潼安然離世后，竟無余財成殮，他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料理后事，并護柩回到橫渠。大雪紛飛，萬物蕭瑟，故鄉的溪水只是在凍結中安眠，那不是涸竭，只等新的春天，便繼續潺湲流淌，風中的枯葉也不因飄落而傷感，那不是凋零，而是歸根化土，滋養大地。
張載平生或許沒有歷經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就像無邊無際的滄海一樣，深邃而遼闊，雄渾而蒼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境界與恢宏目標，為無數仁人志士所銘記與追隨，激勵著一代代中華兒女為國為民努力奮斗。（蔡相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