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楊時筑湖，是為湘湖成湖之開始。
南宋成書的《會稽三賦》中，左上角可看到湘湖的外形。
今日湘湖全景 陸國慶 攝
西湖的姊妹湖
“望湖亭上望湘湖，景物天開似畫圖。兩岸好山青嶂列，一泓新水綠羅鋪。”在杭州市錢塘江南岸，黛色的群山中，蕩漾著一片浩渺的碧水，清澈而明凈，這就是湘湖。
湘湖與西湖一江之隔，被稱為西湖的“姊妹湖”，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從地理上講，她們都緊鄰錢塘江，隔江而望，相距甚近。正因為如此，湘湖和西湖的成因也如出一轍，都是由遠古的海灣演變而來的潟湖。
其次，湘湖和西湖的地理形勢也頗為相似。湖面均被群山環抱。湘湖周邊群峰起伏，山塢幽深，湖傍山走，山中藏湖。明代大哲學家王陽明曾有詩云：“好山兼在水云間，如此湖須如此山。”
再者，湘湖和西湖一樣，都有千年的文化積淀。在湘湖水面之下的展陳館，8000年前的跨湖橋遺址遺世獨立。在湘湖西北岸的越王城山之巔，至今還留有2500年前吳越爭霸的遺跡。
雖說湘湖與西湖有“姊妹湖”之稱，但其實兩者也自有其個性和特色，命運也各有不同。西湖凝聚了杭州的靈氣與神韻，更華麗風流，而“湘湖如處子”，更含蓄深沉。
與西湖的“繁華”相比，湘湖在歷史上要冷清寂寞得多，命運多舛。湘湖在北宋末年正式成湖之后，雖有“九鄉水倉”之譽，但自成湖起，就不斷有私占湖田、蠶食湖面之事發生，圍繞著保湖、廢湖，開墾、禁墾，一直紛爭不斷、沖突時起，從北宋至民國，八百年間未嘗中輟。直至民國，湘湖湖面不斷縮小而至湮廢。
但幸運的是，當時光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飽經滄桑的湘湖迎來了命運的轉機，古老的湘湖再次浴火重生。九百年的滄桑和巨變，人們上演了一出是要綠水青山還是要金山銀山的戲劇，湘湖的故事正為我們打開一扇透視人與土地、與環境的關系的窗。
兩宋：成湖后的侵占與反侵占
據記載，早在北宋之前，湘湖就以自然湖泊形態存在，叫西城湖。宋以前，每到汛期，山洪巨水憑借南高北低的地勢迅猛涌入蕭山城內，加上錢塘江潮水猛漲，常常決堤為患，蕭山人民飽受內澇災害。與縣城相距咫尺的湘湖一帶更是經常遭受洪水和旱災的襲擊，農田灌溉困難，為此百姓修筑水利的呼聲很高，早在宋神宗時，筑湖已獲諭旨許可，但奏本下達本縣商議時，卻因各方利益不同、縣令鄉紳猶疑不決而擱置。
政和二年（1112年），楊時補授蕭山縣令。楊時志澤于民，處事果斷，他的到來使情況驟然改觀。上任第三天，他就下鄉間，察民情，聽民聲。連續十多天，走遍有關各鄉，耳聞目見，對百姓迭遭旱澇之苦，期盼筑湖之心感觸良深。
為盡早實現百姓夙愿，楊時不辭艱辛，實地踏勘，精心擘劃。經過一年零七個月的努力，至政和三年（1113年），工程全部竣工，成湖3.7萬多畝，周圍80余里，可以灌溉周邊九鄉農田146800余畝。人們盛贊楊時筑湖“利民及物，莫大之功”，對此感恩不盡。為紀念楊時，百姓們在湘湖邊修建了楊長官祠。
然而，湘湖自楊時筑湖后，一直處于各種爭端的漩渦之中。宣和元年（1119年），湘湖建成僅七年，就有當地“豪民”向朝廷奏請“罷湖復田”。當時蕭山的梅雨季節剛過，滿堤湖水，沿湖的管理者都撤防觀望，保湖與廢湖之爭驟起，縣衙也一時難以決斷，但最終還是保湖力量占據上風，“廢湖”之議便被擱置起來。
從南宋開始，湘湖“保廢”之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南宋定都杭州，大量人口南遷，對土地的需求驟然大增。湘湖自然引起了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吏的覬覦。據蕭山舊縣志記載，乾道二年（1166年）招討使李顯宗占據湘湖土地建造私宅，另有一個叫周仁的官員指使他的佃戶侵占湘湖土地種植大片水稻。湘湖附近的豪民與少數朝官乘機勾結，再次提出“罷湖復田”，形勢十分危急。
時任蕭山縣丞趙善濟獲知這些情況后，頂住重重壓力，渡江上告朝廷。事也湊巧，就在此時，趙善濟遇到了一位正直的朝臣史浩。史浩曾為南宋初期的愛國將領趙鼎、李光申辯無罪，為岳飛申冤平反，是一位主持正義的名相，高宗對其非常信任。趙善濟向他述說了湘湖被侵占的實情，并分析了由此產生的危害。而此時紹興也發生了一些官員侵吞鑒湖湖地的事件。因此，這成了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史浩也拿出巨大勇氣，以官府的名義，出榜禁止墾占，至此，湘湖一段時間內才得以暫時平靜。
明清：衰落中的存廢之爭
明朝中期蕭山境內及周邊兩大水利工程的完成，使得湘湖周圍的水利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第一項工程是成化元年（1465年），在距離湘湖最南端大約五千米的東南方向，官府開鑿磧堰山，促使浦陽江主流出磧堰山口北流，至漁浦匯入錢塘江。
第二項工程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紹興知府湯紹恩在紹興三江口修建了三江閘，阻擋逆錢塘江而上的咸潮，防止境內河渠中的淡水過度外泄。
磧堰山的開鑿和三江閘的修建，使得湘湖周邊水利條件大為改善，導致依靠湘湖灌溉的湖民日益減少，湘湖的水利價值也隨之明顯弱化。明中期開始，湘湖周圍的占地之風日盛，湖邊的一些豪族勢力力圖將湘湖這一公共水庫化為私有，侵占與反侵占，毀湖與護湖之爭愈演愈烈。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夏季干旱嚴重，湘湖湖底完全干涸，并出現許多裂紋。孫姓家族以孫凱臣為首的一干人，在沒有通報官府，也未經鄉人討論的情況下，“糾聚族黨，筑堤架橋”。孫氏私筑的湖堤雖然方便了東西兩岸的交通，但嚴重破壞了湘湖的水文系統，侵害了周邊湖民的利益。蕭山縣令劉儼收到湖民報告后，考慮到事關重大，便責令全縣官民公議定奪，然而命令下達后卻遭到了抵觸推諉。這些推諉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懾于孫氏湖豪的勢力。劉儼只好把情況上報給紹興府（當時湘湖所在的蕭山歸紹興管理）。紹興府派人到湘湖實地勘查后，給出的官方態度非常明確：毀堤復湖，勒石永禁。但孫氏湖豪仍舊阻撓不止，使官府決定無法推行。
此時，歸鄉養老的毛奇齡在杭州城里得知了這一情況。毛奇齡是清初經學家、文學家，蕭山人，擔任過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等職，參與纂修《明史》，因患風濕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退居杭州。毛奇齡迅即趕回蕭山，在作了一番調查后，撰寫了《請毀私筑湖堤揭子》和《湘湖私筑跨水橫塘補議》，并“遣使投縣”。在《補議》中毛奇齡詳細論述他的“四害五不可”湘湖水利治理方案。
鑒于毛奇齡的聲望和地位，蕭山縣府收到他寫的材料后，立刻上報紹興府。紹興知府收到劉儼呈文，下令執行原判。這年七月初五，紹興府向蕭山縣發出了正式的結案通知，公布了“勒石永禁”之令。七月二十，毛奇齡應約撰寫《湘湖水利永禁私筑勒石記》，詳細記錄了事件的經過，以及湘湖歷史上圍繞存廢問題發生的長期糾紛和處理結果，以此作為后世保湖的依據。
近代：湮廢前的墾禁之爭
至民國初，湘湖已變成了大小不等的若干池塘，幾個世紀以來，那些保湖派所做的工作，大部分已被破壞殆盡，湘湖水利迅速走向沒落，湘湖之爭的主旋律演變為主墾與主禁之爭，主墾者要求開墾湘湖荒地，主禁者主張禁墾荒地。在歷次墾禁之爭中，郭曾甄所推動的墾湖風波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斗爭最激烈的一次。
郭曾甄是福建人，1924年任蕭山知事。到任后，他與周易藻、王彥卿等蕭山鄉紳交往密切，因此對湘湖的墾禁之爭也比較了解。1926年4月6日，郭曾甄邀請周易藻等鄉紳十余人一起游玩湘湖。郭曾甄看到“壓烏山以南、楊岐山以北一片平原，荒穢不治”，一時感慨良多，深感“如此膏腴”之地，竟棄之不墾，實在可惜。
郭曾甄打算墾湖的風聲一傳出，立即就有鄉民站出來反對，以各種理由勸阻墾湖，同時向省府上書請求禁墾。他們在強調湘湖水利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了湘湖是九鄉人們的“私產”，暗指知事郭曾甄作為外鄉人無權組織墾湖。郭曾甄對此早有心理準備，5月20日在縣署召集九鄉公民代表開會，開會的結果是多數贊成浚墾。
會后，衙門里的請愿書就像雪片一樣飛來，指控那些出席會議的人“或貪私利或徇私情，全非九鄉真正民意”。之后，郭曾甄也呈文省府，結合歷史文獻記載進行了爭辯，他認為蕭山地少人多，且近來米價昂貴，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拮據緊迫，斷不能礙于舊禁而放棄開墾荒蕪的湖地。郭曾甄的呈文，得到了省長夏超支持，于是加快了墾荒的步伐，成立了“浚墾蕭山湘湖事務所”，制定了相關章程。與此同時，反對的聲音也更加激烈。1926年10月，就在浚墾湘湖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時，形勢突變，繼任新省長陳儀并不支持墾湖，一切浚墾工作立即終止，一場轟轟烈烈、跌宕起伏的湘湖浚墾案瞬息落下帷幕，湘湖再次勒石禁墾。
然而，這一次的塵埃落定只是暫時，一輪由國民政府全面主導的湘湖“新漲”荒地開墾計劃開始逐步實施。至1934年，湘湖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域消失，剩余大部分面積也面臨湮滅的邊緣。
存在了八個多世紀的湘湖，在持續不斷的保廢之爭中，最終沒有逃脫湮滅的命運。
當代：湘湖重光
2003年，浙江省提出改革發展的八項舉措，簡稱“八八戰略”，其中一條是進一步發揮浙江的生態優勢，創建生態省，打造“綠色浙江”。在“八八戰略”的引領下，杭州把保護環境擺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蕭山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也意識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
湘湖是蕭山城區的“藍心綠肺”，也是蕭山文脈所在，恢復湘湖原貌、保護湘湖文化是蕭山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推動蕭山城市轉型的契機。古老的湘湖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一個重建湘湖的設想開始從藍圖走向現實。
2003年，湘湖保護與開發首期工程建設啟動，并于2006年向游人開放。如今，經歷十余年的建設，一個“開而蕩”的新湘湖又重現人間，古老的湘湖，在新世紀完成了從“悲歌”到“歡歌”的華麗轉身。
清澈的湖水、輕擺的柳枝、御風而行的船只……湘湖恢復了碧水青山、湖山相映的美好風貌。
湘湖變化的腳步并沒有停止。隨著杭州由“西湖時代”邁向“錢塘江時代”，湘湖也以更大的目標、更廣闊的視野，為這座城市增光添彩。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湘湖的保護與開發、嬗變與重光，正是“兩山理論”的生動實踐。【方長富 作者單位：杭州湘湖（白馬湖）研究院。杭州市蕭山區紀委監委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