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閻若璩比顧炎武小一輩。他出身于書香門第，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祖父和父親都很有學識，留下不少著作。出乎意外的是他少年時期由于口吃，身體羸弱，腦子也很遲鈍，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口吃，遭到同齡人的嘲笑，使他的自尊心大受打擊。知書識禮的母親，既沒有陪閻若璩掉眼淚，喪失信心，也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列舉了歷史上那些同樣也有口吃，最終卻成就事業的人物——韓非子、管仲等，來激勵閻若璩。人難免會有缺陷，但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有作為。
閻若璩讀書讀得太苦，常常是讀了數十遍還不能背誦，讀了上千遍還不能熟記，比同齡的孩子要花費更多的力氣。母親心疼他，聽見讀書聲，再三勸他早點休息，閻若璩便把書捧在手里，默誦暗記，再也不出聲。
十五歲時的一個冬夜，讀書遇到了疑難問題，怎么也弄不明白。閻若璩下定決心，哪怕整夜不睡覺，也要解開這個疑團。四更時分，寒氣襲人，雙腳都凍得麻木了，他仍然獨自坐在房間里一邊讀書，一邊沉思默想。忽然間，他感到心靈開朗，仿佛門戶大開，午夜的四周呈現一片光明。
從此，閻若璩變得異常穎悟，所讀的書，過目成誦。
由于多年孜孜不倦地潛心研讀，閻若璩成為才富學贍的士子，為日后成為明清之際著名的“經學大師、考據宗師”奠定了基礎。
清康熙二年，閻若璩來到太原松莊，拜會了比自己年長三十歲、當時已經名播天下的傅山先生。康熙十一年（1672），他又一次拜會傅山，恰好顧炎武也在太原，于是他們相識了。隨即結伴一道考晉祠古跡，辨別晉水源流，探討太原的沿革、唐晉的分封等問題，彼此洽談甚歡。
當時，顧炎武未必會估計到閻若璩日后瀝血嘔心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書被學術界稱為石破天驚之作，他也被擁戴為清代漢學的開山之祖。對于這個比自己年輕二十三歲的學者，顧炎武是出自真心地器重，特意拿出自己的《日知錄》，征詢閻若璩的意見。
孰料，閻若璩看過后，絲毫也不客氣，當面就指出一個涉及古代地理的錯訛。顧炎武認為，幽州、并州、營州在《禹貢》九州島之外，閻若璩不同意，覺得這是想當然得來的，《周禮》早有闡述，甚至跟顧炎武激烈地爭論起來。后來，閻若璩在他的文章《南雷黃氏哀詞》中說：“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顯然，他們據理力爭，辯論了很久，誰也不讓誰。最后，顧炎武虛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閻若璩直言不諱地挑刺，給顧炎武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到了花甲之年，顧炎武做學問更加嚴謹，他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札中坦誠地說：“《日知錄》初本乃辛亥年（1671）刻。彼時讀書未多，見道未廣，其所刻者，較之于今，不過十分之二。非敢沽名炫世，聊以塞同人之請，代抄錄之煩而已……《記》曰：‘學然后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舊編，有塵清覽。知我者當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遺諸后人，而不當但為稱譽之辭也。”
這件事，被學術界傳為佳話。
轉眼間又是十年，顧炎武已年近七十，他對自己學術上的失誤不僅不辯解，相反是耿耿于懷，自責很重。在給學生潘耒的一封信中，他說：“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后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并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如此嚴苛地對待自己的學術生命，令人感慨。
顧炎武來到太原松莊，無形中把中國的學術重心從江南轉移到了山西，作為一面旗幟，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他不斷扶持年輕學者。對閻若璩的推崇，使之聲名大振，就是典型一例。后來，閻若璩赴博學宏詞科考試時，與當時的翰林編修汪琬相交，為汪琬所著的《五服考異》糾正了好幾處謬誤，汪琬竟連反駁的話語都沒有。（作者：陳益，系華東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