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各級政府必須真正過緊日子”“各項支出務必精打細算，一定要把每一筆錢都用在刀刃上、緊要處”。在過“緊日子”上，老一輩革命家是我們的最好榜樣。一起通過兩則故事,學習老一輩革命家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
20世紀40年代，董必武任中共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與國民黨談判代表，長期住在紅巖村，同時承擔了南方局很多具體事務。一天晚上，辦事處的同志圍坐在紅巖村救亡室里開了一次特別的會議。這次會議是應董必武的要求召開的，會議開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鏡，翻開筆記本，認真地看了看大家，就開始作檢查。這是怎么回事？
原來，不久前，紅巖村辦事處招待所的所長把報賬的票據拿給董必武簽字。董必武翻看發票，都是買菜、買米、買煤、車票之類的日常開銷，經審核后屬于報銷范圍，就簽了字同意報銷。所長在報賬的時候，辦事處的出納卻發現有六角錢的車票是私人坐車，按規定是不能報銷的。此事很快反饋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審查了一遍，認定那六角錢的車票確實不能報，便叫所長把六角錢的車票取出來了。
那個時候紅巖村的生活條件很艱苦，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來到紅巖村，看到辦事處的同志天天吃空心菜、胡豆，比延安的伙食還要差，便提出給大家增加伙食標準。就是這樣，也還是很困難，財務收支控制很嚴，不能報的堅決不報，由董必武親自審核。
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個小失誤，按理說，發現后糾正過來就行了，但董必武卻沒有這樣看，而是把它提到一個高度上來，要在辦事處召開會議作檢查。
董必武在會上說：“當前辦事處除了工作處在虎穴之中，做事要認真、謹慎外，生活也很困難，必須艱苦度日，每一樣東西都要從節約出發，不能鋪張浪費，每分錢都要計劃著用。”
董必武說到這里，把話題一轉，說到自己頭上來：“同志們在生活上這樣勤儉節約，但我在審核發票的時候，卻犯了一個錯誤，把不該報賬的六角錢車票簽了字報銷。幸好被出納同志及時發現，不然會造成公家的損失。這件事發生后，一些同志覺得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認為這不是小事，這關系到黨的財務紀律問題。我們辦事處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做任何事情都來不得半點馬虎。”
見同志們聽得很認真，董必武繼續說：“六角錢這件事情，起碼說明我的工作不認真，責任心不強，對辦事處所處的地位和重要意義認識不足……所以我必須為此作深刻檢討，從中吸取教訓，嚴格執行財務紀律，努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也請同志們對我進行監督。”
董必武檢討后，參加會議的同志紛紛作了發言。有的發言道，這件事情并不是董老的錯，董老也不必太苛求自己。一位同志說：“誰都知道董老一向很節儉，他愛人在延安要生孩子了，董老在重慶無法照顧家庭，在寫信慰問愛人的時候，還專門提出條件：‘孩子出生以后，也要讓他養成艱苦樸素的習慣，衣服不要穿得太好，只要干凈就行了。’董老還把從延安帶來的包裹布寄回延安，留給孩子打補丁用。”
鄧穎超也在會上作了發言。她對這件事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既強調了辦事處的財務紀律，同時也肯定了董老嚴于律己、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會議開得既嚴肅又融洽，達到了目的。后來，董必武回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南方局在重慶的工作，也把這件事情提出來，作了自我批評。
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有一次到重慶重訪紅巖村，在參觀了董必武臥室的陳列后，向身邊的人談起了六角錢車票報銷的故事。說著說著，她的語氣從平和變為了嚴肅：“為了六角錢，董老都作了檢討，現在有些人貪污、浪費國家資產幾萬元、幾十萬元、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呀！我們要向董老學習，牢記紅巖村的革命歷史，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徐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