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王維傳》云：“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喑疾。祿山素憐之，遣人迎至洛陽，拘于普施寺。”王維在安史之亂中逃避不及，被迫出任叛軍偽職，這一經歷成為他終生揮之不去的創傷記憶。
對于王維的遭遇，杜甫《奉贈王中允維》云：“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認為唐肅宗復用王維，與當年梁元帝任用奔竄江陵的庾信類似，而與替袁紹草檄討曹操后又加入曹營的陳琳有別。與杜甫不同，朱熹則徑斥王維其人“不足言”，并由此論及其詩“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楚辭后語》卷四）。杜甫和朱熹代表著兩類典型的評價意見，而王維個人則把兩類意見結合，面對朱熹式的指責，作杜甫式的辯白。在王維詩文中，這種一邊設想可能的指責一邊進行的自我辯白是饒有意味、頗具王氏特色的，但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注意。
凱茜·卡魯斯（Cathy Caruth）指出，所謂創傷記憶，“是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性事件的一種無法回避的經歷，其中對于這一事件的反應往往是延宕的、無法控制的，并且通過幻覺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復出現”。陷賊、祿山迫以偽署、被收系獄中，這些創傷記憶也在王維詩文中反復出現。如《與魏居士書》云：“偷祿茍活，誠罪人也。”《責躬薦弟表》云：“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作為傳統的士大夫，王維十分重視忠誠與名節，其《重酬苑郎中》云：“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豈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但君臣大義所負愈重，王維也愈不堪安史之亂所帶來的創傷記憶之煎熬，最后竟至于舍家歸佛、歸隱，其《嘆白發》云“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請施莊為寺表》云“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施”“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不過，細讀王維詩文也會發現，他在直接涉及自己的詩文中，對創傷事件往往三言兩語一筆帶過，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辯白，至多如《謝除太子中允表》云：“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跼天內省，無地自容。”只有在《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等詩文中，由于這些為之作文的友人與自己有相似相近的遭遇，王維才充分顯示出表現創傷記憶的特色。
為了更好地顯示這一特色，還有必要從王維創作的一個習見現象談起。王維《山中寄諸弟妹》云：“山中多法侶，禪頌自為群。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云。”《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這兩首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從對面寫起：前一首是“身在山中，卻從山外人眼中想出，妙悟絕倫”，后一首則“不說我想他，卻說他想我，加一倍凄涼”（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再如《欹湖》詩云：“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黃昏送客，反以湖舟客人的眼光回看岸上。在這些詩中，王維從他人處著筆，設想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而在《登裴迪秀才小臺作》一詩里，王維則化身另一個自我，從他處來看自己：“端居不出戶，滿目望云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遙知遠林際，不見此檐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沈德潛指出：“轉從遠林望小臺，思路曲折。遠林，己之家中也。”（《唐詩別裁》卷九）這種從對面寫起的構思與筆法，實際上在自我與他人之間、此處與彼處之間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同時又在這一定的距離之外遠遠、靜靜地仔細端詳和打量，造成彼此之間既離又合、似合又離的特殊效果。與從對面寫起十分類似，王維詩中還每每出現從一定距離之外回看、遙看的場景。如王維依據陶淵明《桃花源記》改寫的詩作《桃源行》，中有句云：“遙看一處攢云樹，近入千家散花竹。”“峽里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云山。”似乎唯有在遙望之下，才可以更好地感受和領略桃花源的世外氣象。王維也很喜歡以這種回看、遙望的方式來為詩作結，如《觀獵》云：“回看射雕處，千里暮云平。”《南垞》云：“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送友人南歸》云：“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此外，或許是因為王維這種從對面、從一定距離之外寫起的“作法”太習見了，以至于一些評論家和讀者也深受濡染，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也要以這種方式來看待和閱讀王維的詩。如陳貽焮先生《王維詩選》選錄了《過感化寺曇興上人院》一詩：“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叢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陳先生特別提醒說王維的作法很別致：“本是作者過山寺訪人，卻轉從被訪者方面落墨。”其實，除開頭兩句較為明顯外，也不一定通篇都得解釋為被訪問的上人的視角，但細味之下，陳先生的解釋別具韻味，王維詩的一個特點被進一步放大和突出了。
最后，王維詩的這個特點，在他為陷賊和出任偽職的經歷所深深痛苦的晚年，也在其有關創傷記憶的詩文里被延續下來，得到另一番巧妙運用。也就是說，王維以這種從對面、從一定距離之外靜觀和書寫的“作法”，不僅像在《與魏居士書》等作品里那樣只表示有罪有愧，還試圖替他人——更替自己，作必要的辯白。如《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王維代被朝廷任命為刺史的薛姓友人作謝表，表文先擺出友人的書生、文吏出身，奉法守文有余，折沖御敵不足，所以在時代的大動蕩中，只能在城破陷敵之后，被“戟枝叉頭，刀環筑口，身關木索，縛就虎狼”。除了與薛姓友人曾擔任陜州地方官的經歷稍有不同以外，人們一眼可知所寫的一切其實也都是王維的親身經歷。同時正因為寫的是友人，王維也大膽、直率地寫到當日被刀槍相逼、“偷生廁溷”的屈辱遭遇。這是他在單純寫自己的詩文里所刻意省略的。這種從“對面”迂回而來的自陳與自辯，在另一篇《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里猶有過之。王維在“序”里將慷慨赴死的“烈士之勇”、自殺成仁的“智士之勇”，與在災難、凌辱面前“棄身為餌，俯首入橐，偽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的“仁者之勇”相區別——“仁者之勇”雖沒有前兩者那樣舍生忘死，但暫時忍辱事敵，恰是為了以后伺機報主。而在碑文里，王維所陳的遭遇更加驚心動魄：“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遙施陷阱，舉足便跌，奮飛即掛。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復云：“君子為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偽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筑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這些文字寫盡友人在惡劣環境及嚴密防衛之下多日不吃不喝的非人處境，同時也將為他人及自己的辯護巧妙寓于鋪陳描敘之中。“君子”數句，陳鐵民先生注云：“皆維自謂……斌陷賊在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維為賊所得在天寶十五載六月長安淪陷后，二事相距半年。”“斌”即這篇碑銘的主人韋斌，陳先生將這幾句寫韋斌的文字徑等于是王維“自謂”，殊為有見，倘能與王維一貫的從對面、從一定距離之外寫起的“作法”聯系起來理解，當更見其間微妙。
卡魯斯說創傷記憶會通過幻覺等方式反復出現，在王維的詩文里，創傷記憶的確反復出現，但不是通過幻覺的方式。在直接與己相關的詩文里，王維只悔罪不辯白，在為與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寫的表、碑等作品里，他不僅悔罪，而且在對他人當年殘酷遭遇的展現中，巧妙為自己辯白。王維年輕時即作有《觀別者》詩：“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詳寫所見依依惜別的場景，但結尾聯系自身云：“余亦辭家久，看之淚滿巾。”王維習慣從對面、從一定的距離之外寫起，這或許不僅是“作法”問題，還表現了王維觀察世界與人生的立場和態度。近年來，在文史哲及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對所謂“創傷記憶”的研究似成一時風氣。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諸如王維的詩文亦可提供類似的微妙見證。（作者：沙紅兵，系廣州大學文學思想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