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關于做好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見》，要求積極穩妥開展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維護黨員、干部合法權益。1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以下簡稱《規則》）設專章對誣告陷害行為的查處作出規定。實踐中，誣告陷害案件的查處難度較大，主要是難以準確區分誣告陷害與錯告，對誣告陷害行為的定性爭議較多、難以把握。
從本質上講，誣告陷害與錯告性質不同，但實踐中兩者都表現為反映問題與事實不符，行為方式具有一定的交叉、包容或相似性，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有些惡意舉報人會以“錯告”逃避處理，給認定和處理誣告陷害行為帶來困難。筆者結合辦案實際，就如何準確區分誣告陷害與錯告，提供以下思路。
一是主觀意圖不同。誣告陷害通常是指舉報人出于打擊報復、栽贓嫁禍、猜疑嫉妒的動機，刻意捏造事實或偽造材料，意圖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響、名譽損失或者責任追究，行為人主觀上對此具有故意心態（追求或放縱）。而錯告是指舉報人出于維護黨紀法規、捍衛權益和維護公平正義等正當目的向黨組織和有關機關反映問題，其自認為舉報內容是真實的，但由于舉報人了解情況或認識問題的局限性造成舉報失實，行為人主觀上對舉報失實具有過失。
當然，主觀目的判斷往往需要證據的支持，特別是實踐中一些舉報人通常會刻意放大問題，把片面事實“放大”為主要事實，把小問題“渲染”成大問題，造成誣告、錯告混同，難以辨明其主觀意圖，增加了行為性質認定難度。工作中，我們既要注重通過談話獲取直接證據，也要注重扎實取證，通過綜合考量舉報問題來源、舉報內容特點、舉報方式、舉報時機、舉報人與被舉報人之間關系等因素，準確判斷舉報意圖。
二是舉報內容的事實依據不同。誣告陷害是有意捏造事實，行為人往往顛倒是非、惡意編排、捕風捉影，有的舉報看似內容清晰、有理有據，但要么張冠李戴，要么無中生有；有的標題和表述“上綱上線”，但反映問題不實際不具體，可查性不強；有的雖然直接點明問題，但沒有提供任何材料或說明，甚至主要是侮辱性表述，總而言之，就是舉報內容缺乏事實基礎。而錯告舉報內容一般都基于特定事實或經歷，舉報人能夠大致說清問題來源，并非刻意捏造或偽造。
三是反映問題的方式不同。一般來說，誣告陷害中的舉報人知道自己所反映的“問題”是捏造的，經不起核查，通常會采取比較隱蔽的舉報方式。同時，由于其主要目的是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響、名譽損失或者責任追究，因此通常會采取“廣撒網”的方式多頭舉報，有意擴大知情范圍，如果能夠引起紀檢監察機關關注固然是好，即使“告不倒、查不實”，也會對被舉報人在思想壓力、工作狀態、組織評價、家庭關系、評優晉升等方面造成實質上的不良影響。而錯告中舉報人的意圖是使有關部門啟動對相關人員或相關問題的調查，以盡快查明事實、糾正錯誤、追究責任、挽回損失，因此往往會通過組織程序或正當渠道，有針對性地向黨組織、紀檢監察機關或司法機關反映問題，一般不會采取過于隱蔽的舉報方式（不排除舉報人為避免打擊報復而采取化名、匿名等形式），也不會向無關單位或部門散發舉報信。
四是處理方式不同。《規則》第四十五條規定：“屬于錯告的，可以對檢舉控告人進行教育。”因此，對于確屬錯告的，不追究檢舉控告人的責任，可在一定范圍內澄清是非，消除對被錯告者的影響，并對錯告者進行教育。錯告者拒不接受處理結果，仍然繼續實施錯告行為并對他人造成不良后果和影響的，可以由組織人事部門或公安機關處理，或由被錯告人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筆者的上述觀點視角有限，難免以偏概全、掛一漏萬，實際工作中還應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綜合判斷把握，特別是對于反映問題復雜、誣告與錯告行為交織，如果暫時難以分清，不要急于處理，而應組織力量仔細甄別舉報內容，充分把握細節、論證研判、精準區分處置。同時，要注重在實踐中梳理總結誣告陷害與錯告的具體表現形式，積累辦案經驗和調查取證方法，明確、細化誣告陷害與錯告行為的界限，為打擊誣告陷害行為提供操作依據，切實做到審慎準確、不枉不縱。（劉光斌 宋冀峰 天津市紀委監委駐市總工會機關紀檢監察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