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國文學家在其一生中與中國關系密切，他們向往古老的東方文明，傾心于悠久的華夏文化，同時，他們的主張和創(chuàng)作也對中國產(chǎn)生影響。在此方面，俄羅斯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可謂首屈一指。他一直對中國人民懷有深深的敬意，鐘愛注重現(xiàn)世幸福和倡導仁愛的中國哲學和文化，熱心研究儒道思想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主張；同時，他的有著鮮明批判現(xiàn)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特質(zhì)的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對中國新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和對平民主義文學的倡導直接引導了五四運動以來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他在中國堪稱知名度很高、極受讀者景仰的外國作家。
崇尚愛好和平的中國文化
托爾斯泰作為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在俄國具有崇高的地位，對高爾基、布寧、帕斯捷爾納克等許多作家都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高爾基對他極為仰慕，在其所寫的回憶錄《列夫·托爾斯泰》中曾說：“作為一個民族的作家——就‘民族的’這一概念的最確切的含義而言，他把我們民族的一切缺點，以及我們歷史上的種種磨難給我們造成的一切創(chuàng)傷，都體現(xiàn)在他那巨大的靈魂中了。”他甚至說“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人，就不可能認識俄國”。
作為俄國“黃金時代”文學巨匠的托爾斯泰，他的人生和思想歷程卻受中國文化和古代先賢的影響最大。托爾斯泰生前被問及世界上哪些思想家對他產(chǎn)生過影響，他說，孔子和墨子對他影響“很大”，而老子則是“巨大”。他非常贊賞中國人“和平的、農(nóng)耕的生活”，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在勞動中比得過中國人吃得那么少，干得那么多。而且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得過中國人那么善于耕種土地并靠土地養(yǎng)活自己。”他在《中國的賢哲》一文中盛贊：“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不想占有別人的東西，他們也不好戰(zhàn)。”在他看來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愛好和平的文化。他曾不止一次地對八國聯(lián)軍入侵和掠奪中國的罪行表達極大的憤慨，對遭受壓迫的中國人民表示深深的同情，并憤然提筆寫了《致中國人民書》，表達“我們對（中國人）無辜受難的全心的同情”。
在托爾斯泰的閱讀和關注中，中國的古代典籍占有重要地位，據(jù)統(tǒng)計，他所接觸過的中國經(jīng)典著作多達32種，其中包括老子、孔子、墨子等。托爾斯泰曾將《論語》《中庸》用英、德兩種語言翻譯到西方，親自編選《中國賢人老子語錄》，同時撰寫了《論老子學說的真髓》《論孔子的著作》《論〈大學〉》等文章。他多次表達對中國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崇敬，潛心研究我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國人樂生的、達觀的生存智慧強烈地吸引著托爾斯泰，他尤其欣賞天人合一、肯定現(xiàn)世生活的人生智慧和崇尚道德修養(yǎng)的價值取向。在中年以后經(jīng)歷的思想激變過程中，他從中國哲學思想中“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益的、使我感到欣悅的東西”。托爾斯泰1906年9至10月間在寫給辜鴻銘的信中說：“中國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興趣，我曾盡力想理解中國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這主要是中國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對他們的注疏。”
托爾斯泰曾著《論孔子的著作》一文，雖未完成，但他堅定地推崇中國古老的農(nóng)耕生活方式，他認為這是與和平的文化緊密相連的。儒家講求的修身思想與托爾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有著天然的親和力，他主張“愛是人類唯一的理性活動”，既推崇儒家的仁愛，同時也欣賞墨子的“兼愛”。儒家修齊治平主張和倡導仁愛、肯定現(xiàn)世的觀點，對托爾斯泰的通過個人道德完善解救人類的理想有著很大的啟迪。他非常關注孔子有關如何從道德修養(yǎng)出發(fā)達到治國的思想，他因此找到了反對以力治國的理論武器。托爾斯泰受到孔子思想啟發(fā)，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權力既不能基于傳習，也不能基于暴力，它只能建立在對至高的東西的一致崇尚之上。”托爾斯泰還極為推崇道家哲學，他最注重研究老莊的“無為”思想，他在給妻子的信中稱老子為“最深刻的思想家”，親自翻譯過老子的《道德經(jīng)》，尤其對上善若水思想極為欣賞，這種思想對他以柔克剛的、以自我道德修煉為基礎的“不抵抗主義”思想的形成和推動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在日記中還寫道：“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極了，同老子一樣——履行自然的法則，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
在托爾斯泰對人生與生命意義的探究中，中國古典哲學滲入其中，給他以多方面的啟示，尤其是人生后半期，他的思想歷程經(jīng)歷了從貴族階級到宗法農(nóng)民階級立場的轉(zhuǎn)變，他一直在思考俄國的道路選擇問題，他認為俄中兩大民族之間有著相似性和內(nèi)在的精神上的聯(lián)系，俄國應該尋求一種區(qū)別于歐洲的“新的生活方式”，而東方農(nóng)耕文明和生活方式則是他非常崇尚的，他甚至認為這“對全人類都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路”。他對中國文化的肯定是由衷的。托爾斯泰一生向往中國，他晚年曾對他的私人醫(yī)生和秘書說：“如果我還年輕，我一定到中國去一趟。”
引領和啟蒙“為人生”的文藝
作為19世紀俄國最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把俄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推向了高峰，《安娜·卡列尼娜》《戰(zhàn)爭與和平》《復活》代表了19世紀俄國文學的最高成就。他被列寧譽為“最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和“天才藝術家”。他的作品有著“撕破一切假面”的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有著洞析靈魂的深刻的心理分析。他是虔誠的教徒，更是人道主義者，他的創(chuàng)作關注底層被壓迫者，提倡平民文學，明確提出藝術應該“為人生”的主張，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不僅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倡導者們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且也感動和啟蒙著一代代讀者。
托爾斯泰在1900年就被介紹到中國，他的政治主張和文藝思想影響了近現(xiàn)代的很多有識之士。他崇高的道德境界和悲憫博愛的人性情懷感召吸引著無數(shù)的時代青年，包括當時的革命家、文學家。陳獨秀在《現(xiàn)代歐洲文藝史譚》等多篇文章中介紹托爾斯泰，稱他與左拉、易卜生為世界三大文豪，他在新文學綱領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反對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提倡平易抒情的國民文學，能看得出受到托翁的影響。李大釗更是對托爾斯泰的道德學說推崇備至。他說：“托爾斯泰者，近代之偉人也，舉世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于專制國中，以熱烈之赤誠，倡導博愛主義，傳布博愛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強。”他贊成托爾斯泰勞動神圣的主張，倡導“唯民主義”。托爾斯泰的思想主張對李大釗早期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精通俄語的瞿秋白不僅翻譯了托爾斯泰的著作，而且也是列寧關于托爾斯泰的兩篇重要文章《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L.N.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的譯者，他把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視為“開人類文學史的異彩”。
托爾斯泰主張作家必須以真誠之心進行創(chuàng)作，文藝應該以傳達最高尚的情感為目的，倡導文藝應該有感染力，這些都深深影響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尤其是托爾斯泰提倡的平民文學為五四文化名家周作人、胡適、俞平伯等所接受，周作人撰寫《平民文學》提出的新文學作家應該有“真摯”情感和態(tài)度來創(chuàng)作文藝作品，顯然是受到托爾斯泰文藝思想影響的結(jié)果。魯迅始終對托爾斯泰抱有崇高的敬意，在他的著作和書信里有近百處談到托爾斯泰，他的藏書中有關托爾斯泰的書籍有十多種。他認為托爾斯泰的作品是極有價值的精神食糧，“看幾頁托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圍著人類的希望”。劉半農(nóng)曾送給魯迅一副對聯(lián)：“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當然，魯迅并不是盲目地推崇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但他依然認為托爾斯泰是“19世紀的俄國的巨人”。茅盾晚年曾回憶《子夜》的寫作“得益于托爾斯泰”。巴金也說他創(chuàng)作《激流三部曲》時受《復活》影響很大。托爾斯泰深刻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精神和豐富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影響著一代代的作家，成為中國現(xiàn)代和當代文學重要的精神滋養(yǎng)。
作為19世紀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最高峰，托爾斯泰被列寧尊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他不僅關注俄國人民的道路和命運，也始終關心著中華民族的命運，關心著中國人民的獨立與幸福，他多次憤怒斥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他認為中華民族這個熱愛和平的偉大民族一定會對人類的前途起到重大的作用。（作者：于文秀，系黑龍江大學博士生導師 本文系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專項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與文化傳播策略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