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起愛國精神
1903年5月17日，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會，遭到反動腐敗的清政府的“嚴密查拿”。他逃到上海，找到原《蘇報》主編章士釗相議籌辦《國民日日報》，繼續宣傳民族民主革命。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刊。
他倆居住在昌壽里的一間小閣樓上，夜以繼日地工作，常常是衣履不整、蓬頭垢面，朋友們便送給他們“天生乞丐”的雅號。《國民日日報》汲取《蘇報》的教訓，文字迂回，論調舒緩，但鼓吹排滿革命的宗旨不變，故深受讀者歡迎，有《蘇報》第二之稱。
12月1日，《國民日日報》被迫停刊。章士釗對這段經歷極為珍視，1941年5月，陳獨秀還欣然賦詩遣懷寄興：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
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
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
同年底，陳獨秀又回到安慶，與好友房秩五、吳守一等相商，創辦一份《安徽俗話報》。吳、房二人積極響應，并議定陳獨秀主編。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從中聯絡資助經費，并將社址設在蕪湖科學圖書社，承擔發行任務。當時，蕪湖沒有印刷廠，他又和章士釗相商，所編報紙由章士釗交上海東大陸書局印刷。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話報》創刊。陳獨秀為這份報紙吃盡了苦頭，一人獨處科學圖書社的閣樓上，舊式閣樓為磚木結構，臨街一扇小窗戶，屋頂一片亮瓦，光線晦暗，冬冷夏熱。他幾乎每天都在這間閣樓上，無日無夜地工作。他說，這份報紙既要貼近民眾，就不能“之乎者也矣焉哉”，而要用“最淺近最好懂的俗話”寫出來。《安徽俗話報》正是遵循這樣的方針，所以才名列全國白話報之首，有“最開風氣”的贊譽。
《安徽俗話報》未辦幾期，另外幾人紛紛離去，惟陳獨秀一人獨立撐持。18年后，他在為《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撰寫題詞時，還充滿情感地回憶：“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命感情所趨勢……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衣被亦不自覺。”
1905年9月，《安徽俗話報》辦到第23期便自動停刊。還有資料憶及，1906年夏和1911年12月，陳獨秀還參與創辦《安徽白話報》和《安徽船報》，只是未有確切的佐證，姑而存疑。
倡導民主與科學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9月，《青年雜志》更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陳獨秀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由上海遷至北京。1920年2月，陳獨秀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回上海。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創建共產黨，它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1922年7月，《新青年》停刊。
《新青年》風行全國，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他也因編輯《新青年》而名垂青史，功蓋華夏。《新青年》整整哺育了一代青年，其中的一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杰出領導人。每每憶及此事時，他們往往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慨之情。
惲代英曾寫信給《新青年》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的醒悟過來，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我們對于做《新青年》的諸位先生，實在是表不盡的感謝了。”
《新青年》在倡導科學與民主方面，作了開拓性的貢獻。但是，卻又有約在先，“二十年不談政治”，況且它是月刊，出版周期長。于是，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在北大文科學長室召集李大釗、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開會，議定創辦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有直接”的刊物，“這便是于12月22日創刊的《每周評論》。”
《每周評論》出版到二十五號后，他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獄，李大釗也遭反動派通緝，不得不離京避難。《每周評論》改由胡適編輯。1919年8月31日，《每周評論》終被北洋軍閥政府封禁。
宣傳社會主義
1920年5月，陳獨秀編輯《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這時，他的思想已經發生質的飛躍，開始自覺地意識到工人階級在社會變革中所起到的主導作用。蔡和森將他的這一轉變，稱之為“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8月15日，他和李漢俊主編《勞動界》周刊，這是一份勞動工人的報紙，主要任務是“改良勞動界的待遇……好叫本刊成一個中國勞動階級有力的言論機關”。1921年1月23日，他到廣州后，《勞動界》便停刊了。
他和俞秀松、李漢俊等，還與上海工商聯誼會合辦《伙友》周刊。其宗旨如他在發刊詞中所說：“（一）訴說伙友們現在的苦惱；（二）研究伙友們將來的職務。”后來，工商聯誼會違背辦刊宗旨，且于第六期出版后，宣布與陳獨秀斷絕關系。
他在《勞動界》和《伙友》上發表了許多文章，這些文章都無一例外地宣傳勞工神圣的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啟發工人爭取正當權益，號召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勞動界》和《伙友》深受工人歡迎，上海楊樹浦電燈廠工人給陳獨秀來信說：
“現在有了你們所刊行的《勞動界》，我們苦憤的工人，有話可以講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啊！”
1920年11月7日，他在上海創辦了《共產黨》月刊，指派李達擔任主編。他在發刊詞中號召：“一切生產工具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政權歸勞動者執掌，這是我們的信條。”毛澤東讀過這篇短言后，極為贊賞，他在給遠在法國的好友蔡和森的信中說：
“黨一層，陳仲甫（即陳獨秀，作者注）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共產黨》月刊被各地黨組織列為必讀教材，最高發行量已達5000份，為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作出了積極的思想動員和輿論準備。
“托派”報刊時期
1930年3月1日，陳獨秀創辦《無產者》。他不僅是《無產者》的主編，而且，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9月5日，他又創辦《火花》，接著又創辦《校內生活》。
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寫下大量的文字，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所謂國聯袒護日本侵略中國的陰謀，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還在《校內生活》上撰文，針對“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救資產階級的國”的言論展開無情的批判。
陳獨秀很想站在抗日運動的前列，1931年12月5日，《熱潮》周刊應運而生，這是他一生中所創辦的最后一份刊物，他為之題寫刊名，并在《發刊詞》中說：“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賬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他常以“頑石”“三戶”的筆名發表文章，據不完全統計，他所發表的評論文章12篇，時事短評102篇。《熱潮》只出版發行7期，上海“一二八”抗戰后，便停刊了。
“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發老書生。”陳獨秀晚年的這兩句詩，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晚年，他僻居四川江津，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全家的生活，除朋友和學生資助外，則以稿酬彌補。盡管他年老多病，仍要兼《時事新報》名譽編輯，每日為之撰稿，以微薄的稿酬，聊補家用。
（作者張家康 系文史學者，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