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蘇州碑刻博物館的“觀德碑”，刻于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碑刻分上下兩部分，上為“觀德”二字，正書大楷，為宋代蘇州知府趙與籌題寫。下為一篇《觀德亭記》，作者王景齊，蘇州人。
“觀德”，取自孔子“射觀德兮”。射，指的是射禮。儒家經典《禮記·射義》說：“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孔子傳授給弟子的六種技藝——禮、樂、書、數、御、射中，射是其中一項。
古代射禮有四種：一是大射，是天子、諸侯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的人而舉行的射禮。二是賓射，是諸侯朝見天子或諸侯相會時舉行的射禮。三是燕射，是平時燕息之日舉行的射禮。四是鄉射，是地方官為薦賢舉士而舉行的射禮。
閱讀王景齊的文章，可以得知蘇州對行“鄉射”之禮的重視。淳祐二年（1242年）正月，趙與籌“再鎮吳門”，“行鄉飲于郡學”，“四月壬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為弘揚射禮的教化，社會賢達對舊鄉射亭進行翻新，即“撤射亭而新之”，并命名“觀德亭”，趙與籌書“觀德”二字，立碑記事。
冷兵器時代，人們特別重視弓箭以及射箭技能的訓練，皇家宗室、文武官員都必須認認真真練習射藝，傳習禮樂，崇文尚武，文武兼修。到了宋代，朱熹在《論語集注》中進一步提出了“射以觀德”的思想，他說走路、行儀都表現出一個人的德行。射箭猶如做人做事，“箭隨意走、心正箭直”，看一個人射箭，就可以看到他的內心，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德行。所以，傳統習射很有講究，要求正心修己，內在心志要正直而專一，外在身體也要端莊自然，然后持箭張弓，瞄準靶心，心無旁騖，順勢而發。
射禮中，講究謙和、禮讓、莊重和坦蕩，提倡“發而不中，反求諸己”，這其實是重視人的道德自省。德在心里，而行諸于外，稱為“德相”，所以古人說“投射易學而射道難學”“射藝易成而射德難成”，這就把射禮上升為“道”與“德”的哲學范疇了。
觀德碑對“射禮”的弘揚，體現的正是傳統社會對“道”與“德”養成的重視。趙與籌作為蘇州知府，重視社會良好風尚的養成。王景齊在文章中贊揚他“憩棠陰于袞繡之鄉，德爵無慊于范公”，這位范公就是蘇州人范仲淹。王景齊介紹趙與籌主政蘇州時，“猶念風漓俗靡浸不如古”，主張“一變而還其初”。王景齊還說：“禮者，化之樞也”，進而感嘆：“風動教化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政之大者，無不修此。”
據史料記載，趙與籌三任蘇州地方長官。嘉熙三年（1239年），趙與籌首任平江知府（宋時蘇州稱平江），第二年，“郡中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為人所推敬，委請董役，全活者數萬人”。觀德碑的產生，是他以觀文殿學士二任平江知府期間，史稱其“行鄉飲射禮于學宮，復修飾殿堂、齋廬，廣弦誦以嚴教養，學官弟子為立生祠”。趙與籌三任平江知府，是在景定年間（1260年—1264年）。
除三任蘇州知府外，趙與籌在淳祐年間（1241年—1252年）任臨安知府，還曾擔任建康、揚州、鎮江等地知府。他的政績在臨安表現突出，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南宋的都城。
《臨安志》對趙與籌在臨安的治績記載頗詳。提到臨安，總離不開西湖，趙與籌也曾治理西湖。淳祐七年（1247年），西湖大旱水涸，朝廷令臨安府開浚，菱蕩有妨水利，要求“四至并依古岸，不許存留菱荷”，趙與籌“奉詔惟謹，于是盡除翳塞，稍復承平之舊”。趙與籌還新筑自北山第二橋至曲院的小新堤，“步夾岸植柳，與蘇堤同，通道靈竺，游者便之，半堤作堂甚偉，以憩游人。”
趙與籌關愛百姓，在臨安設置慈幼局，支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雇請貧婦乳養。盛暑時節，病者頗多，趙與籌創局制藥，令醫生分行巷陌，診視與藥，月為費數萬，多所治療，百姓赴局請藥者絡繹不絕，民甚賴之。他還重建平糴倉，每歲斂散，以平市價。
趙與籌有他的政治理想。寶祐五年（1257年），他為《通鑒紀事本末》作序，此書是依據《資治通鑒》編寫的一本書，以事件為核心，是我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趙與籌認為“奸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這種觀念與理想體現的是一個封建時代官員在治理一方時，對個人品德言行與實踐操守的自持。
清官況鐘可以說是蘇州廉潔文化的一張名片。去年，蘇州西美巷況公祠進行大修時，“觀德碑”被復制搬進況公祠，立于況鐘享堂一側，與清代重修況公祠的記事碑遙遙相望。聚古賢守于一堂，品味其官德，觀者應更有精神上的收獲。（王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