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音樂是戰爭年代傳播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方針和政策的有效載體，不僅能夠激發廣大軍民不怕艱險、排除萬難的革命斗志，而且在發動群眾、瓦解敵軍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黏合劑。土地革命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戰斗減員和非戰斗減員的問題，加上缺醫少藥，物資匱乏，革命根據地迫切需要人民的幫助和支持。因此，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大力宣傳革命理論，以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就顯得非常重要。毛澤東在總結紅軍成敗經驗時，發現紅軍宣傳缺乏“地方性”，沒有“革命歌謠”。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工農紅軍歌曲中出現了一批旨在發動群眾、宣傳革命道理的歌曲。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提出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要征集并編制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為根據地音樂創作指明了方向。這一時期產生的《紅軍紀律歌》《紅米飯南瓜湯》《只有跟著共產黨》《盼紅軍》《十送郎當紅軍歌》等早期革命音樂，許多歌曲的創作都與當地的民間曲調相結合，內容都與革命根據地相聯系，具有易學易會、朗朗上口的特點。其中廣為流傳的《十送郎當紅軍歌》用十段歌詞，表達了丈夫即將離別妻子去當紅軍時的依依惜別之情，用樸素的語言宣傳革命道理，有力地配合了擴大紅軍的政治宣傳。此外，毛澤東在興國瀲江書院舉辦土地革命干部培訓班時，不僅親自領學員唱《國際歌》，還教學員唱《工農革命歌》。通過這樣的方式，紅色歌曲在人們的學、唱、傳之中，拉近了黨和紅軍與根據地群眾的距離，黨的理念、政策在百姓心中得以潛移默化、落地生根。
激勵斗志克服困難的精神動力。雄壯的革命音樂是鼓舞士氣、激發斗志的號角。在長征途中，紅軍將士不僅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生活條件，還要化解數倍之敵的圍追堵截，因此紅軍就非常注重用革命音樂激勵戰斗意志。行軍露營時，為了驅散饑餓與嚴寒，紅軍將士往往會圍坐在篝火旁，合唱、獨唱或者由紅軍宣傳隊演唱革命歌曲。此外，革命音樂通過宣傳作戰要領增強戰勝敵人的信心。1935年6、7月間，紅一方面軍翻越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進入到黑水蘆花地區后，遭到敵人騎兵的襲擊。由于缺乏與騎兵作戰的經驗，盡管打退了敵人，卻也付出了很大代價，士氣有些低落。為了增強與敵人騎兵作戰的信心，紅軍一邊學習打騎兵的戰術，一邊學習由陸定一、李伯釗創作的《打騎兵歌》。由于這首歌的曲子采用了戰士們學過的《渡金沙江勝利歌》，所以很快就廣為傳唱。歌詞這樣寫道：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著應戰來打他，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快放齊射殺，我們瞄準他，我們打垮他，我們消滅他。無敵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努力再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這里面蘊含著應對敵軍的作戰要求，紅軍在遇到敵人騎兵時，立即成三排散開，前排臥射，中排跪射，后排立射，輕重機槍分別配置左右兩側，形成多層次的交叉火力網，打得敵人人仰馬翻。這首歌運用音樂的形式，直接為作戰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瓦解敵軍的思想武器。土地革命時期，瓦解敵軍是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通過揭露國民黨內部官兵不平等、虐待士兵、克扣軍餉等現象，配合實施兵士運動，以達到瓦解敵軍的目的。為配合這一政治攻勢，紅軍中的政治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一批瓦解敵軍的歌曲，如《可憐的白軍》《白軍士兵歌》《白軍受苦》《白軍兵變歌》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可憐的白軍》，這首歌揭露了軍閥混戰中白軍官兵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在政治宣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34年1月，劉湘以20萬人圍攻川陜根據地。一次戰斗中，敵我兩軍隔河對峙，形勢十分緊張，紅四軍調宣傳隊上前線，宣傳隊員用委婉、凄涼的聲調唱了一首歌：“窮人生的哎，沒有糧食買，只好上山去砍柴，挑到街上賣。早上天未光，落雨又落霜，一路走一路晃，實在是冤枉……”對岸的守敵聽到歌聲后，一槍未發，舉手投降，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
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武器。在抗日救亡時期，人們用歌聲表達抗敵救國、保衛民族的時代主題。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而蔣介石則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為了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紅一軍團戰士劇社為了爭取東北軍，專門編排演出了小歌劇《亡國恨》，引起了強烈反響，特別是劇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老家去！”的臺詞喚起了東北軍官兵的愛國情感與家鄉淪陷的悲憤之情，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對紅軍的對抗。這一時期創作的《松花江上》是抗戰時期救亡歌曲中的經典之作，它如訴如泣、壯烈低回的情韻，激勵著人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發動各階級、各階層力量，團結起來建立統一戰線，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很快席卷全國。民族危亡與國運維艱無限激發了音樂家的創作熱情，左翼音樂運動與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迅速合流，《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的問世，為號召鼓舞全民族抗戰發揮了巨大作用。《團結就是力量》在北平、重慶等地的學生中流傳開來，他們在國統區游行示威時，挽起臂膀，引吭高歌，勇往直前。1938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等抗戰歌曲相繼流傳開來，標志著黨對音樂領導風格的成熟，即音樂創作要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創作于1943年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出了人民的心聲，表達了歷史的正確選擇。（儲冀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