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迎來了新中國七十二華誕。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莊嚴宣告，結束了中國近百年的屈辱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日子里，新詩也參與到萬眾歡呼的行列，張開雙臂，唱響發自肺腑的時代強音。
在開國大典當天，郭沫若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新華頌》：“艱難締造慶成功，五星紅旗遍地紅。”10月1日下午3時的開國大典前，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重要文件，確定了國旗、國歌、國都，選舉出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員。1949年9月27日，《光明日報》發表臧克家的詩《皆大歡喜——祝人民政協成功》：“它在時間上/轟然一聲/它將繪出一個/嶄新的中國”。
詩人何其芳的經典名篇《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以深情、細致的詩句抒寫了開國大典的盛況，這首詩后來收入中學語文課本。詩人是從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起筆的，他是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還是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成員，躬逢其盛，激情滿懷。《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開始的一個詩節是這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隆隆的雷聲里誕生。
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
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
就不能不像暴風雨一樣打擊著敵人，
像雷一樣發出震動世界的聲音……
“隆隆的雷聲”不但是詩的意象，也是現實世界的實象。在這首長詩前，何其芳有一篇小序，他回憶道：“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席在開幕詞中說：‘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他講話以后，一陣短促的暴風雨突然來臨，我們坐在會場里也聽到了由遠而近的雷聲。”這猶如天意的“隆隆的雷聲”，這振奮人心的“隆隆的雷聲”在會場震響，在出席政協會議的人們心上震響。而在10月1日，它幻變為54門禮炮，一齊發出28聲轟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這禮炮聲里昂然走進現代中國的歷史，登上了世界舞臺。
同樣是政協代表的詩人胡風寫了交響樂一般的頌詩《時間開始了》，這首長詩包括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英雄譜、勝利頌五部曲。詩人用七月詩派特有的激昂和豪放的譜調寫成的第一部曲《歡樂頌》經《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0日刊出，立即受到歡迎，流傳很廣，一時洛陽紙貴。蘇聯的《十月》雜志也將《歡樂頌》譯成俄語隆重刊出。
國旗是新中國的象征，“美麗的旗，莊嚴的旗，革命的旗，團結的旗”（艾青），詩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五星紅旗，艾青的《國旗》（1949年9月27日），魯藜的《新的國旗，更高地升起》（1949年9月28日），嚴辰1949年10月留下的《國旗》，至今讀來仍能令人感受來自歷史深處的回響，產生強烈的共鳴。其中，魯藜的《新的國旗，更高地升起》，后來由曹火星譜曲，改題為《更高地舉起》，成了當時的“流行歌曲”。70多年過去了，艾青的《國旗》現在仍然是詩歌朗誦會的常客，贏得了一代代人的掌聲。
當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時候，人民解放戰爭還沒有結束，當時中國華南、西南以及沿海島嶼還沒有解放。1949年11月30日，西南地區重鎮重慶喜迎解放。后來成為重慶市文聯主席的詩人方敬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地下”走到“地上”，他心情無比激動，立即寫出了自己迎接日出、擁抱新中國的詩篇《日出》，詩人唱道：“我們的血管里流著光/我們的目光炯炯/要把發亮的心獻給太陽”。
新詩的“開國合唱”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詩一定要處理好與時代的關系，這是詩歌的生命線。回眸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新詩，“時代性”這幾個字像粗體大字般，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民族詩歌傳統來說，時代性是中國詩鮮明的特質。細心考察就不難發現，在我們民族詩歌的流變中，總會有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藝術元素，這就是中國詩歌的“常”，守常求變才是詩歌發展的坦途。在中國，詩歌從來崇尚那些以家國大事為上的作品，這是一個重要的“常”。自由灑脫的李白，沉郁頓挫的杜甫，純凈內向的李商隱，哀婉悲痛的李煜，筆墨凝重的蘇東坡，以身許國、準備馬革裹尸的辛棄疾，“家祭無忘告乃翁”的陸游，愁思滿懷的納蘭性德，雖然他們的藝術個性各具光彩，他們的人生際遇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對個人命運的詠嘆，常常與對家國興衰的關注聯系在一起。
新詩的“開國合唱”其實就是中國詩歌傳統的現代延續，它從遠古走來，帶著歷史的足音與時代的創造，在中國掀開歷史新篇章的時候，新詩沒有缺席。新詩在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曾兩次創造輝煌。在那時，詩引發全社會強烈的共鳴，廣泛地融入社會生活。可以說，凡有人群的地方，均有詩的聲音。和“開國合唱”的詩篇一樣，兩次新詩高潮都證明，詩的價值，正在于它是時代情感的記錄。有了時代性，詩對于讀者的“親切性”（黑格爾語）、詩的分量就增加了。
新詩的“開國合唱”對我們當下的詩歌創作無疑具有啟示意義，尤其是對那些專注于抒寫一己悲歡、感官享受、原始欲望的篇什。由于與時代拉開了距離，一些作品成了某些詩人的“私歌”，游離于時代風云、社會生活之外。須知，詩的生命是在詩中，不是在詩人的個人身世中，詩人絕不能只做一己靈魂的保姆，詩歌要表達時代精神、抒寫時代情緒。
新詩的“開國合唱”已經與歷史同在，這些文學珍品不僅具有“詩歌考古學”的價值，更具有現實的詩學意義。（呂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