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82年5月22日曾刊載過一篇題為《鐵紀委》的報道，寫的是40年前延安地區(qū)紀委的兩則故事。如今讀來，仍或可借鑒。
第一則故事是“七下洛川”。1980年初，洛川縣有人給延安地區(qū)紀委寫信，反映洛川一些干部在招工中欺上瞞下、摻假作弊。延安地區(qū)勞動局前去調查，但當事人不肯講，知情人不敢揭，調查組很快“班師回朝”。這一來，還未回到延安，群眾的揭發(fā)信已到了地委，連調查組也一同告發(fā)了。
于是延安地區(qū)紀委派出調查組兩次下洛川開展復查，按名單逐人核實查清了真相。原來，1979年，延安行署撥給洛川招收集體工指標354名，對象為下鄉(xiāng)知青和城市待業(yè)青年，但洛川縣竟違規(guī)招收了134名農村青壯年和10名城市超齡人員，其中，干部親屬72人，還涉及縣委常委及其他領導。
地委聽了調查組的匯報后，決定對不屬于招工對象的一律清退。但因縣里許多部門的負責人從中“搗鬼”，竭力阻撓清退工作，5個月過去，只清退了十幾名。為此，地區(qū)紀委又派出工作組兩次到洛川督促整改，縣里卻仍有人發(fā)牢騷：“難道一個也不能照顧？干嘛非死盯住我們不可？”縣委班子內也相互推諉。
地區(qū)紀委沒有動搖，次年3月又派工作組第五次下洛川，督促清退了111人。4月，六下洛川時才完全清退，但臨走時卻發(fā)現(xiàn)又有近10人第二次作弊。直至9月，地區(qū)紀委書記親自帶隊再下洛川，才督促徹底清退。就這樣，歷時近兩年，延安地區(qū)紀委派工作組七下洛川，才徹底糾正了違規(guī)招工問題。
這起案件，涉及領導干部數量多達數十人，干部之間互討方便、互相包庇，集體違紀、集體對抗，性質十分惡劣。二下洛川時事實已經查明，但之后又反復下洛川五次，持續(xù)近兩年時間，才將違規(guī)招工全部清退。在這個過程中，先是勞動局的業(yè)務檢查被“搗鬼”蒙蔽，地區(qū)紀委介入后又經歷了拖延、說情、推諉、牢騷，甚至二次作弊，如果不是地區(qū)紀委一抓到底，大概率會不了了之。
回味細品“七下”二字，延安地區(qū)紀委之所以能如此堅持，就是因為這是涉及民生和公平的大事；群眾向紀委揭發(fā)，正說明他們相信紀委是站在人民一邊的。
第二則故事是“敢查專員”。1981年2月，有人反映地區(qū)計委在計劃外買了一輛吉普車，地區(qū)紀委前往查辦時，計委負責人竟?jié)M不在乎地講道：“車是副專員給我們買的，錢是財政局批的，你們查什么？”口氣之硬且不說，竟然還牽扯一名副專員，著實有些棘手。
在紀委辦公會上，大多數同志認為，如果涉及副專員就不敢管了，“群眾會說我們的工作只對下、不對上，必須查下去！”紀委的調查驚動了地委和行署大院，有人議論：“紀委檢查專員，不頂事。”紀委同志在風言風語中跑了好些部門，同近20人談了話，翻閱了原始單據。
5月中旬，他們找那名副專員核實，沒想到對方態(tài)度強硬：“車是我買的，你們查什么？我買輛車就買下錯誤了？我這個專員不當了！”紀委將情況向地委書記作了匯報。6月底在地委常委生活會上，地委書記批評了這名副專員。
不久，這名副專員冷靜思考之后向紀委認了錯。原來，新車是他在北京開會時向國家經委要來的，他當時明知計委有舊車，卻同意換掉。而財政局明知是動用“行政費”，卻改作“事業(yè)費”，幫助計委申請，又違反規(guī)定擅自給計委追加行政購置費15000元。
是非已清，如何處理？地區(qū)紀委提出退車，并通報全地區(qū)。但地委常委們卻認為有關人員做檢查就算了，下不為例。最終，在地區(qū)紀委的堅持和省紀委的支持下，新車另行分配，有關責任人受到了嚴肅處置。
如果說“七下洛川”查的是一起“大案”，那么“敢查專員”就是一起“要案”了，涉及同級監(jiān)督，這在今天也是難點和重點。當年前輩們之所以能夠做到并且做好，一個在于“敢”字，即敢于斗爭、敢于監(jiān)督，一句“如果涉及副專員就不敢管了，群眾會說我們的工作只對下、不對上”蘊含的是忠誠和擔當。另一個在于“實”字，紀委同志能在“風言風語”中把外圍工作做得扎扎實實再開展核實談話，實事求是提出處理意見，體現(xiàn)的正是對事實、對同志的高度負責。此外，核查過程中地委書記對副專員談心與批評，研究處分時及時向省紀委的報告獲得支持，也是峰回路轉的關鍵所在。
掩卷沉思，又不禁遐想，40年前紀檢監(jiān)察史上的兩個小片段，之所以能在多年后仍引人入勝、啟迪心扉，根本在于在我們黨的歷史中，在一代代紀檢監(jiān)察干部身上，存在著一脈相承的精神品質。那就是《鐵紀委》結尾所寫：“這個紀委能這樣硬、這樣韌”，“有股拗勁、纏勁”，“抓一件事就堅持抓到底，不管碰到什么阻力，都百折不撓”。（申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