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汪曾祺在給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寫道，因為辦公所在地停電，他偷空回了一趟家，“一個人炒了二三十個白果，喝了多半斤黃酒，讀了一本妙書。吃著白果，就想起了‘阿要吃糖炒熱白果，香是香來糯是糯……’”
朱德熙是蘇州人，與汪曾祺是西南聯大中文系同學。汪曾祺在信中說起蘇州舊時炒白果的叫賣聲，多少帶著一點調侃。不過，這句吳儂軟語的“香是香來糯是糯”在民國時期流傳甚廣，以至于成為蘇滬一帶小孩子們嘴邊的童謠。
白果是銀杏的果實，可炒可烤可煮可燉，果肉軟滑香糯。上世紀上半葉，在蘇州、上海、揚州這些城市，經常可見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賣炒白果的。
朱自清在《說揚州》一文中，寫茶館門口兜攬生意的小吃時提到：“又有炒白果的，在擔子上鐵鍋爆著白果，一片鏟子的聲音。得先告訴他，才給你炒。炒得殼子爆了，露出黃亮的仁兒，鏟在鐵絲罩里送過來，又熱又香。”讀這段文字，每每覺得那又熱又香的炒白果就在面前，令人食指大動。
炒白果的生意很辛苦，他們和洋車夫們一樣生活在社會底層。魯迅雜文里也出現過他們的身影：“汽車夫發怒，便罵洋車夫阿四一聲‘豬玀’，頑皮孩子高興，也會在賣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畫一個烏龜……”只是寫得簡略，一筆帶過。
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在1934年秋發表一篇科學小品《白果樹》，其中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賣白果的情景：“白果擔子挑來歇下，便發出鑊子里炒白果的索朗朗的聲音來，賣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道：‘糯糯熱白果，香又香來糯又糯，白果好像鵝蛋大，一個銅板買三顆！’”
香甜細糯的小吃，往往會深受小資女性的青睞。滬上才女張愛玲想必經常光顧炒白果的生意，買來當零食消遣，但她某次遇見的攤主竟是個孩子。“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馬路上走，聽見炒白果的歌：‘香又香來糯又糯！’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唱來還有點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條黑沉沉的長街，那孩子守著鍋，蹲踞在地上，滿懷的火光。”那個畫面，張愛玲忘不了；讀過這篇《道路以目》的，那“香又香來糯又糯”的生疏的叫賣聲也會時常在耳畔響起。
葉圣陶從小在蘇州吳縣長大，他對姑蘇風情了如指掌，對炒白果的叫賣聲更是耳熟能詳，幼時就把它當作兒歌來唱：“燙手熱白果，香又香來糯又糯；一個銅錢買三顆，三個銅錢買十顆。要買就來數，不買就挑過。”
無論是揚州、上海，還是蘇州的炒白果，吃在嘴里肯定都是又香又糯。可是在朱自清筆下，揚州的炒白果沒有好聽的叫賣，只有一片鍋鏟碰撞的聲音。上海不乏叫賣炒白果的歌聲，葉圣陶卻認為不夠好聽。而蘇州炒白果的叫賣聲之所以更“有味”，首先在于聲調悠揚，不徐不疾，不剛也不柔；其次是環境因素，上海街頭車水馬龍，人聲嘈雜，而蘇州小巷曲折幽深，在寧靜的環境中，悠長的叫賣聲才會讓人息心靜慮，才當得起“輕清”二字。
汪曾祺大學畢業后在上海教過兩年書，他對老上海炒白果或烤白果的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它口感的“糯”，只可意會，難以言傳，而用來形容某些文學作品的風格卻比較貼切，比用濫了的“清新”之類的詞語要準確得多。許多年以后，汪曾祺作為文壇前輩傾情推薦女作家鐵凝的短篇小說《孕婦和牛》，同時拿自己舉例：“曾有一位上海女記者說過我的文章很糯。北方人不能體會這種感覺。吳語區的人是都懂的。上海賣糖炒熱白果的小販吆喝：‘阿要吃糖炒熱白果，香是香來糯是糯’……”汪曾祺認為鐵凝的這篇小說也具有“糯”的特質，若要解釋一下，即“細膩、柔軟而有彈性”，但其實還是說不清楚的。若仍不能體會，什么時候到上海去買一把炒白果嘗嘗，一嘗便知。
寫到此處，汪曾祺不無遺憾地補了一句：“不過聽說上海已經沒有賣‘糖炒熱白果’的了。”
“香又香來糯又糯”，秋涼時節，傍晚漸濃的暮色中，叫賣的歌聲穿巷而來，夾帶著炒白果微甜的焦香，飄在清冷而寂靜的空中，久久不會消散。（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