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淳熙十四年（1187），楊萬里在南宋都城杭州任尚書省左司郎中，六月的一天，“曉出”西湖西南邊的凈慈寺，送友人林子方到福建去做轉運判官，目睹西湖的十里荷花，觸景生情，寫出了題為《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的名詩：
畢竟西湖六月中，
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蓮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
詩的開頭二句即深情贊嘆六月西湖的獨特風光，以“畢竟”二字領起，給人以突如其來之感，準確地表現了詩人被突然映入眼簾的美景所打動的真切感受。后兩句緊承前兩句作具體描狀，以表明六月中的西湖風光“畢竟”不與四時同。三句以“接天”與“無窮碧”配合抒寫“蓮葉”，則蓮葉茂密，葉葉相連，直接天際的碧綠世界立即浮現于讀者眼前。“接天”一語，不僅表現出“蓮葉”一望無際，而且，“天”是碧色的，碧葉與碧天相接，更突出了碧綠“無窮”。四句以“映日”與“別樣紅”配合形容“荷花”，突出了“荷花”的艷“紅”醉人。日光是“紅”色的，六月清“曉”的日光又特別“紅”，“紅”色的荷花“映日”，就顯得“別樣”（不同一般）紅。況且，先寫蓮葉而后寫荷花，妙在以葉襯花，以“碧”襯“紅”；兩句詩互成對偶，又有互文見義的作用，蓮葉“接天”，則荷花亦“接天”。以“接天蓮葉”的“無窮碧”，烘托“映日荷花”的“別樣紅”，則“碧”者更“碧”，“紅”者更“紅”，將碧綠和艷紅演繹到了極致。這，就是“西湖六月中”與其他季節“畢竟”不同的獨特風光。同時，詩的后兩句所寫的荷花和蓮葉，本來屬于陰柔之美一類的景物，但作者把它們的背景寫得極其壯美，有“天”和“日”的映襯，使境界顯得高遠闊大。語言也很有氣勢，如“接天”和“無窮”。這樣，就把陰柔之景寫得充滿陽剛之美，別具打動人心的藝術魅力。
自從此詩問世，西湖詩史上便永遠多了一個美的符號，“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成為經典秀句，歷來膾炙人口，世代傳誦不衰。當代名詩論家李元洛先生把此詩和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后雨》相提并論，給以高度評價，稱頌它們是“詠唱西湖美景的七絕雙璧”，并指出：“如果今日要拍賣，任何文物專家古董專家都無法估量出它們的價值。”（《彩筆昔曾干氣象——絕句之旅》）
楊萬里這首詩，盡管被歷代讀者推賞不已，但在文本解讀上，卻有一個令人難以索解之謎團——“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如果“四時”即春、夏、秋、冬四季，那么“六月”也屬于“四季”之中，又怎么能與“四季”不同？
我們且來看看若干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宋詩選本、注本以及相關著作，是如何考釋這個疑難問題的。
檢讀發現，無非三種結果：一是置之不理、避而不談。例如：韓秀琪、劉艷麗《歷代花鳥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潘國琪等《歷代四季風景詩300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候劍、陳光榮《楊萬里范成大詩選》（巴蜀書社2001年版），陳晉《唐詩宋韻》（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張長青《中國古典詩詞名篇文化鑒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李元洛《彩筆昔曾干氣象——絕句之旅》（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徐中玉《唐宋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這些著作，或者介紹詩的內容特點，或者賞析它的藝術特色，至于“六月”是否包含在“四時”之中等問題，完全略而不提。
二是把“四時”等同于春、秋、冬三個季節。例如：張學淳《千古絕句——賞析宋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寫道：“在這開章兩句中，除了交代地點是‘西湖’，時間是‘六月'之外，只是強調它美好的風光與春、秋、冬這些季節的差異，這只能算是一種概括性評說，這就很自然地逼出讀者對后兩句的閱讀期待，它究竟‘不同’在哪里呢？”王小燕《詩詞品讀——從詩詞審美中感悟生命》（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指出：“連天‘無窮碧’的荷葉和映日‘別樣紅’的荷花，不僅是春、秋、冬三季所見不到，就是夏季也只在六月中荷花最旺盛的時期才能看到。”
三是把“四時”明白無誤地解釋為春、夏、秋、冬四季，但筆鋒一轉，又說“四時”只是泛指“其他季節”“其他時節”或“平素”?！端卧婅b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陳志明所撰賞析文字）可作這種觀點的代表：“‘四時’，春夏秋冬四季。詩人原意是想說，滿湖蓮葉荷花的景色為六月所獨具。但六月屬夏，‘六月中’的風光只能與春秋冬三季有異，豈能與四時不同？不過這正如‘四季如春’的成語一樣，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不可拘泥于字面，在這里只是泛指其他季節”。此外，霍松林《宋詩鑒賞舉隅》（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羅時進《山水詩選》（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姚奠中《唐宋絕句名篇評析》（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李定廣《中國詩詞名篇名句賞析》（華文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也持類似的觀點。
對于選家、注家的以上種種解說，無論是把“四時”等同于“春、秋、冬”三個季節，還是把“四時”說成“泛指其他季節”，都談不上順理成章。相反，筆者以為總顯得有點牽強，始終不能令人口服心折。原因何在？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
查閱古籍文獻得知，戰國時代學者鄒衍依據五行學說將“季夏”（農歷六月）獨立出來，與春夏秋冬四時并列。四時因增加了季夏而成為實際意義上的五時。古代中醫典籍把“季夏”改作“長夏”（“長”讀zhǎng）。長夏一詞，在古代詩文中很常見。比如，杜甫詩中就有“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江村》）、“江雨颯長夏，府中有余清”（《揚旗》）等例句。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卷第3229頁）在《揚旗》詩后有條注釋：“長夏，農歷六月稱長夏?！端貑?middot;六節藏象論》：‘春勝長夏，長夏勝冬’。王冰注：‘所謂長夏者，六月也。’”
“長夏”作“農歷六月”解釋，最早見于《黃帝內經·素問》。《素問·金匱真言論》：“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王冰注：“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皆所克殺而勝也。”（《中國醫學大成續集·黃帝內經》卷一）《金匱真言論》論述了“五臟應四時”的理論，根據五行學說，建立了以五行為內核、五時五方為間架、五臟為中心的醫學宇宙觀。中醫認為，春主肝，配東方，屬木，相當于農歷一、二、三月份；夏主心，配南方，屬火，相當于農歷四、五月份；秋主肺，配西方，屬金，相當于農歷七、八、九月份；冬主腎，配北方，屬水，相當于農歷十、十一、十二月份；而長夏主脾，配中央，屬土，相當于農歷六月份。從五行相克來看，木克土，故曰“春勝長夏”；土克水，故曰“長夏勝冬”；水克火，故曰“冬勝夏”；火克金，故曰“夏勝秋”；金克木，故曰“秋勝春”。“長夏”一詞發端于五行學說，則“長夏”之說必然與五行相對應，故當從五行之說進行考究?！端貑?middot;藏氣法時論》云：“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王冰注：“長夏，謂六月也。夏為土母，土長于中，以長而治，故云長夏。”由此，則“長夏”之名已然明晰：四五月屬火，六月屬土，火生土，二者是相生相長的關系；再者，夏天原本是火旺的季節，土生長于火中，得到旺火的滋養，故曰“長夏”。那么，為何從夏季中分出一季為“長夏”，而不取春、秋、冬三季呢？還是需要從五行之說來考察。春天屬木，木生火，夏天屬火；火生土，六月長夏屬土；土生金，秋天屬金，金生水，冬天屬水；水生木，春天屬木，又一輪回，夏季的最末屬土，也就是農歷六月，連接屬火之夏與屬金之秋。又據《春秋繁露·五行之義》記載：“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五行配五方，土位居中央，起著溝通連接的作用，金木水火皆因土的樞紐作用而得以各司其職。從時間來看，一年的中央為六月，得以配土，正是夏季的最末。從農業來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六月份正是植物瘋長的時節，作物生長所依靠的條件正是土地，“長夏”之說對應農作物生長規律，這是我們華夏先人的智慧總結。
經過一番爬梳剔抉，我們終于弄清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國古代，一年之內不僅有春、夏、秋、冬四時，而且還有一個長夏六月與之并列。四時因增加了長夏，而成為實際意義上的五時。這樣，回到楊萬里《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一詩，由于理清了“六月”并不包括在“四時”之內這一頭緒，“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的意思，理解起來就了無窒礙，豁然貫通了。(寧源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