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書宋仁宗，洋洋灑灑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揭開了變法序幕。“王安石變法”中有一項“保馬法”，其用意是以民力養馬，結果政府卻把負擔轉嫁到無權無勢的百姓身上，變成了擾民之政。實際上，“保馬法”并不始于王安石，整個宋朝一直都在努力解決養馬問題，宋真宗時期的宰相向敏中，也曾提議把國馬（國家的馬，一般用于戰時）散于民間外廄，這一設想最終在河北地區進行了試驗。
為何養馬這件事對于宋朝這樣重要呢？
中原家馬從哪里來
家馬指一種被馴化的馬，可以用于耕田、運輸、比賽、打仗等。生物學家曾在距今至少3650萬年前的“始新世”地層中，發現了山東中華原馬等最古老的中國馬化石。不過這些史前時期的馬化石屬于野馬，直到商代晚期家馬才開始普遍在中原文明的遺址中出現，像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就有不少車馬坑。雖然馬這種動物很早就在中原出現，家馬卻并非最早來自中原。
一部分考古學家支持馬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烏克蘭被馴化成了家馬，另一部分人認為家馬最早出現于哈薩克斯坦的柏臺地區。無論如何，我國中原地區的家馬常被認為是從西方傳入，歐亞草原就是這一文明的傳送帶。
家馬從中亞進入中原地區有兩條重要通道，一是通過甘青地區，經河西走廊到達中亞沙漠的“綠洲之路”，這段路也是中西交通上的“絲綢之路”。第二，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動性很強，北方蒙古馬和中原之間的聯系也很緊密。因此，家馬傳入中原的路徑大略有兩條，一條自西向東，經新疆從甘青進入中原，另一條則是從蒙古高原南下。
歷代中國戰馬的引進，也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原常見的“大宛馬”“烏孫馬”“蒙古馬”等品種，就是通過戰爭或商貿互市流入的。大宛馬就是傳聞中的汗血寶馬。漢朝曾經從西域獲得一種駿馬，名為“汗血馬”，漢武帝為向大宛國求取這種寶馬，不惜發動多次戰爭，因此“漢宛之戰”又叫“汗血馬之戰”或“天馬之戰”。漢武帝身邊的謀臣東方朔在《神異經》里說這種馬來自大宛，高大雄健、日行千里，跑到正午時分身上會滲出如血一樣的汗水，令人嘖嘖稱奇。而科學研究認為，汗血馬其實是得了由馬副絲蟲寄生引起的“切膚病”。
烏孫位于現在的新疆昭蘇縣，烏孫馬是伊犁馬的前身，是中亞哈薩克馬的一種，其短跑能力要優于蒙古馬。蒙古馬則在蒙古征服歐亞大陸的戰爭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蒙古馬相對其他馬種體型比較矮小，但長跑速度以及耐力并不輸于別的馬，成吉思汗征戰南北時，所騎戰馬都是蒙古馬，號稱“弓馬之利取天下”。家馬出現后，戰馬對于一個王朝軍事實力的提升尤其重要。
強大的王朝必有一支強大的騎兵
中國的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王朝，在遠古時期還只是一個和西戎接壤的小部落。然而，這么個不起眼的小部落卻非常擅長馴馬、駕車，從虞舜到商周，他們多次向中央王朝提供馬匹，以御馬為生，甚至連“嬴”這個姓氏也是因養馬而得之。《史記·秦本紀》記載了周孝王的一段話：“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后來這個養馬部落又獲得“秦”的封號，是為秦朝名稱的由來。
最早戰場上的馬是以車陣的形式出現，秦國在統一六國時曾一次戰役出動了3000輛戰車，是絕對實力的體現。這種作戰形式雖對敵軍有碾壓式的傷害，但靈活度卻不夠。相對而言，大約在戰國時期出現的騎兵，則大大增強了軍隊的靈活性和突擊能力。
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腦子很靈活，在趙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并與秦、韓接壤這樣的危局之下，他看到了騎兵的優勢，決心效仿“胡服騎射”。不到一年時間，趙武靈王就訓練了一支十分強大的騎兵隊伍，第二年便率領隊伍打敗了中山國，不久又收服了樓煩、林胡，將國土擴大了數倍。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說“國以馬為強弱”，認為漢、唐兩朝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畜馬業的發達。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廣奉命征戰匈奴，不巧中途碰上了匈奴的左賢王及其麾下4萬騎兵。這位匈奴畏懼多年的“飛將軍”，面對烏壓壓的匈奴鐵騎之時，幾乎身陷絕境。窮途末路只能背水一戰，最終漢軍幾乎全軍覆沒，直到張騫的部隊趕到，才扭轉了被剿滅的命運。自此匈奴鐵騎的陰影也一直縈繞著漢武帝，這位擁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便在選馬、鑄甲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因而才有對大宛馬不惜代價的尋索，后來才有了漢帝國的鐵騎雄兵。
利用西漢開拓的通往西域之路，唐朝和西域各地的交流互動也更加頻繁、順暢，借此培養了一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騎兵。從唐高祖開始，就不斷努力改良馬的品種，唐太宗設立專門的養馬機構，飼養戰馬的人其地位也提高不少，孫悟空眼里的“弼馬溫”這種小官在當時還是很有職業吸引力的。
中唐以來，因失去河西之地而失去軍馬來源的困境一直延續到了宋朝，這是王安石提出“保馬法”，讓民戶自愿承擔養馬責任的原因之一。宋神宗時期，北宋國馬還能有個10萬匹，而到了宋徽宗時期，國馬只有寥寥1800匹，軍中無馬可用，宋朝對周邊政權的作戰屢戰屢敗。
到了南宋，朝廷養馬的成效實在不佳，揚州馬監養出來的馬，常被認為“壯不如驢”，根本無法作戰馬。其中一個原因是馬種的純度不佳。養馬民族都很重視馬種的純度，一般不會讓它們進行雜交，而中原許多良馬都是從游牧民族引進，和中原馬進行雜交后往往第一代還能保持優良特性，之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加上宋朝中原肥沃的養馬地也被他人占領，既沒有好的種馬，也無法進行可持續的培育和飼養，想建成一支強盛的騎兵基本不太可能。
和宋朝不同，明朝在東自大寧（今赤峰地區）、西至守夏地區有肥沃的牧馬地，并在萬歷三年（1575年）明令每年和蒙古等互市交易3萬多匹馬，組建了強悍的三大鐵騎部隊。其中在袁崇煥指揮下的關寧鐵騎更是大殺四方，盡管沒能挽救大明頹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續命作用。
馬與人的感情
馴化后的家馬，不僅可以運輸、耕地，其更大作用是成為戰馬，組建強大的騎兵對抗外敵。此外戰馬因和主人長期作戰，生死相依，人馬之間也常產生濃厚的情誼。劉備坐騎“的盧”奔跑起來迅如閃電，在后有追兵情況下拼死一躍救了劉備。項羽的坐騎烏騅一生忠主，其四蹄皆白、通體烏黑，又稱“踢雪烏騅”，在項羽自刎烏江邊后，也隨之跳江而亡。
馬不僅走入戰場，還走進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唐朝還是一個尤其迷戀馬球的朝代，上至帝王，下至貴族、百姓都很熱衷于這項運動。唐代大明宮設有多處球場，皇帝經常帶著文武大臣、妃嬪在此比賽；甚至民間女子也會組織鞠球，只不過因馬速太快，不太安全，所以從馬鞠變成了驢鞠。
春秋時期的伯樂擅長相馬，后來到達秦國，受到秦穆公的重視，推進了秦國的富國強兵計劃，并寫了《相馬經》一書。后世以“伯樂相馬”寓意擅長識別人才。而在歷史上，馬與人之間形成默契、彼此成全的感人故事，則一直流傳至今。（李輕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