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復員北上，我們隨父母從昆明回到北平，回到清華園。昆明，經歷了“一二·一”運動、聞李慘案，人們從貧窮、內戰的血雨腥風中走來，清華園仿佛一個幽靜的山谷，荷塘月色，聞亭鐘聲，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童年的我們，在這山谷中找到無窮的樂趣：到荒島去找尋野鴨蛋，雪后的荒島有時會發現“怪獸”的足跡，一邊是人腳，一邊是一個個圓點，我們便跟蹤追擊，一追追到被徐志摩稱為“潘仙”的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家，原來他有腿疾，那圓點是他的拐杖；外文系有一個美籍教授溫特，他的魚缸和墻一樣高，緊貼墻面，好像魚在墻上游，我們常常到有一墻魚的溫特老頭家去；我們到灰樓去聽琴、練琴；我們在草坪上玩“口令”，抓特務；我們在荷花池偷蓮蓬，在山丘旁粘蜻蜓，躲進草叢玩“地道戰”；同學中有人會吹奏長笛，有人敢吃一種青蟲叫“吊死鬼”；我們偷葡萄、逗蛐蛐、找刺猬、吃桑葚，個個吃成“紅唇紫齒族”，五花八門，興奮異常。我家先住照瀾院三號，北邊的小溪年復一年無聲地流淌，后來搬到新材院三十二號，那一片苜蓿地是我們去附小的必經之路。水木清華，處處留下我們的足跡——永遠的清華園，是許多清華人寫清華時用的題目。因為她于我們，的確有難以磨滅的印記。
清華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聞一多，第二任系主任是朱自清，第三任系主任就是我的父親李廣田。
清華園不光是大自然的天堂，也是人文主義的圣地。父輩們或從昆明北上，或從海外歸來，東西文化薈萃一堂。一方面，他們本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默默耕耘，教書育人，獨立思考，著書立說，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李政道、楊振寧就是這一精神的杰出代表，吳達元的翻譯、李憲之的氣象學在中國現代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他們為什么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漂洋過海歷盡艱辛回到祖國？ 為了民族的復興、為了祖國的富強。清華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施滉犧牲在雨花臺時年僅24歲。物理系的閻裕昌為保護校產而慘死日軍敵手，日軍割下他的舌頭，活埋了他。他的事跡近年曾上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他是千百萬愛國知識分子投身抗日洪流的縮影。抗戰時期，當時的清華學生蔣南翔說“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這句話在當時激勵了千百萬青年投身抗日的洪流，在今天，這句話已成為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定句。朱自清住在北院，在他謙和的外表下，有著一顆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炙熱的心，他說過：“在我們面前的是勝利的中國，在我們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國，可是非得我們再接再厲的硬干、苦干、實干，新中國才會到我們手里！”他的生命在貧病交加中結束在“荷塘月色”的“背影”中。臨近新中國成立時，物質匱乏，教授們貧窮，但“不買美國糧”的呼聲仍回響在耳際，國民黨的統治導致物價暴漲，民不聊生。他們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一切反動勢力，盼望中國有新生的一天。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清華的教授們從內心深處欣喜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常迵教授的女兒常放回憶說：“1949年1月，就在慶祝解放軍進入北京城的炮聲中，我在協和醫院出生了。那天很冷，父親和清華的同事及學生們一起，站在歡迎隊伍里迎接解放軍進城，直到天明，待他趕到協和醫院時，我已呱呱墜地。”他給女兒起名“放”，他把女兒的誕生和中國的解放同時銘記在心里。吳達元教授的女兒吳慶寶回憶說：“父親萬分高興地參加了開國大典。……經歷了土地被強占，人民被屠殺、被凌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如今，他渴望國家強盛、人民自由幸福的一天終于到來了。他迫切希望跟上時代的發展，把自己的知識真正貢獻給國家。”她還說，“父親把里昂大學的學位證書都燒了，卻珍藏著1951年國務院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在懷仁堂舉行酒會的請柬和四十周年在大會堂舉行慶典的請柬。”這些教授的子女也一樣，馮鐘潮回憶道：“我記得1949年十一清晨，我們在清華南火車站乘火車去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這些承載著我們對祖國的熱愛、保衛與建設它的決心，記錄了我們火熱的少年時代。”全國強說：“毛主席宣布：‘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聲音……這情景永生難忘。”吳景崇說：“開國大典那一天，我們每個人都做了一個五星紅燈籠，前半夜在學校集合，走到清華園火車站，坐火車在西直門下車，徒步經西單、東單、到天安門……當時我們的心情多么激動，忘記了一切，只知道向前走，前途無限光明，人生無限美好。”呂德森回憶說：“我們一顆幼小的心都焦急地等待那激動人心的一刻早點到來，十點整，大會開始了，最精彩的是閱兵式，可惜，我們唯一能看到的是從長空掠過的‘銀燕’……入夜，天安門前燈火輝煌……我們的心和祖國母親的心貼得更近了，更近了。”楊忞說，開國大典的盛況“鼓舞了我一輩子”，“走過天安門以后，大家興奮地說：‘毛主席和照片上一模一樣’！”在清華附中的校史中記載著，附中師生共同參加開國大典，“初一年級的小同學，要老師抱起來瞻望”。
除了迎接新中國的成立，我們和清華大學的師生一起參加了各種政治活動。如抗美援朝時期，我們響應號召，紛紛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寫慰問信，“最可愛的人”回國做報告時，我們夾道歡迎，認真聆聽；我們和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代表聯歡，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我們還迎來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我們迎接活佛班禪大師，對他的黃色袈裟又好奇又敬畏。為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附中向錢偉長、周培源、段學復、陸士嘉等人借來從國外帶回的圖片、實物、紀念品，其中，法西斯的暴行、華沙的重建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都構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
清華大學也好，附中、附小也好，其教學質量都是一流的，教師隊伍都是過硬的。李曾中回憶說，附中“一開始是季鎮懷先生當校長，后來換了李廣田先生（長大后才知道他是我國著名的現代文學家），再后來就是孔祥瑛校長了，他是錢偉長的夫人……英語老師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水利學家張光斗教授的夫人。她為我的英語發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語文老師游玨的父親是古漢語專家游國恩教授……丁石蓀來代過數學課……”馬約翰教授要求我們重視體育，堅持科學鍛煉；華羅庚教授要求我們“鍥而不舍地努力”；段學復教授鼓勵我們學好數學，還和我們座談；王力教授要求我們“學好并正確運用我們的語言文字”；梁思成教授為我們做有關民族建筑藝術的報告，啟發青少年接受傳統民族建筑的美學教育；侯仁之教授做有關北京城建的報告，使我們了解北京的建城歷史和宏偉規模……總之，據清華附中校史載，自1952年至1956年間，能請到以上這么多位知名教授為青少年做報告。這在其他中學是難以想象的。
清華的教授們除了辛勤工作，也對學生和自己的子女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嚴格的要求。在家庭里，我們接受的是嚴父慈母的教育，慈母也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梁思誠的夫人林徽音、朱自清的夫人陳竹隱、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等。父母要求我們“學然后知不足，行然后知不易。努力攀登，高峰可及”。父輩們給予我們的是一種力量，奮斗、拼搏、永攀高峰，切不可世俗化，追求小市民的滿足是毫無意義的，永遠不倦地向書山學林挺進，大家說，父輩給予我們的是一種骨氣、一種堅持、一種人生。所以，“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個人的成長與國家的命運休戚與共，緊密相連，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我們心里。附中孔祥瑛校長曾要求同學們“一定要做一個有文化有志氣的中國人”。曾獲第八屆金鼎國際創意節“終身成就獎”的校友李文玲說過：“清華園給予了我太多太多，有形的、無形的，值得一輩子珍惜和懷念。”清華園給予年青一代的是“聰慧與高尚人生的奠基”。傅玉光說：“清華附中是培育人才的搖籃！ 你的教育是成功教育的典范——播下理想的種子，點燃了希望之火，你的學子永遠銘記！”
生活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我們，一路走來，不曾想到也不會想到，前面的路還很長，還有坎坷和不平，每當這種時候，清華園往往成了重災區，清華園的命運是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寫照和縮影。1957年，校系領導誠請大家給黨委提意見，教授們響應號召，直言不諱地“鳴放”，結果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了，清華園全亂套了，刻有“清華園”三字的二校門被推倒，哪里還有水木清華？ 哪里還有荷塘月色？ 哪里還有朗朗書聲？
人類的歷史證明，縱使有險灘和暗礁，歷史的長河總是要發展的。生物學的道理也一樣，一顆種子深埋地下，冰凍三尺它無法破土而出，一旦櫛風沐雨、云瑞天開，它將迸發出頑強的生命力，只要這顆種子是健康的。驀然回首，清華園的底蘊和人文氣息造就的一代代人才已佇立社會，他們是各個領域里大寫的人。他們中有編輯、有教師、有作家、有導演、有主任醫師、系主任、博士、建筑師，有鉛球冠軍，有大學校長，有參與第一顆原子彈實驗的工程師，有美國硅谷的計算機高工，有嫦娥探月工程的總指揮，有駐外特命全權大使……我為我的校友們感到驕傲，我為清華園感到自豪。
上個世紀50年代生活在清華園的青少年，如今已是白發蒼蒼的老人，然而我們童心不泯，初心不忘，繼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清華園可回憶的事物太多太多，大家常說，清華園是永遠的，是的，永遠的清華園。今年適逢清華大學一百一十歲生日，祝清華園生日快樂，青春永駐。（李岫）